□文/刘慧珍
（接上期）
工 作
那年是一九八九年，大中专毕业生国家负责安排工作。毕业后，在家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便被分配到老家一个乡镇卫生院去了。
我去的乡镇，是本县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最大的乡镇之一，卫生院规模仅次于县人民医院，周边几个小乡镇的病人都来这里看病住院，病人还是挺多的。那时，正值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季节，患乙型脑炎儿童特别多，每个患儿都要输液。我实习期间，就打过三个小儿头皮针，仅此而已。
可是我能怎么办？工作了，不能说不会，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初到单位，一切都那么让人忑忐不安，这个时候才觉得“事非经过不知难，书到用时方恨少。”不会打小儿头皮针，也必须硬着头皮上。那段时间，我时常因为事情干不完、做不好哭了好几次鼻子，好在所有的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的过程。
白天还不是最难的，夜晚才是最大的挑战。晚上来病人是常有的事，我最害怕的就是上夜班。轮到我上大夜班（晚上十二点接班）的那天，我都是吃过晚饭不到七点钟，就赶紧洗漱好先上床睡个觉，可是心里却总想着晚上上班千万不要来病人，万一有病人又该怎么办？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想这些，怎么也睡不着，等到实在折腾得坚持不住要睡了的时候，上一班的护士就过来敲门叫上班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睡着，听见敲门声我就惊醒了，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打着手电筒去上班，还不忘带上一本教科书，想着万一碰上难处理的事情好立马翻翻书。
那时的乡下普遍都只有白天供电，夜里十二点以后是没有电的。我先跟着上一班护士，一起去每一个病房巡视交接。医院住院部是前后两栋平房，相距约有五十米，房侧由一排附属房连接起来，整个住院部就像一个卧倒的“U”型。其中一栋病房是建在山坡上的，它的后面就是山了，夜里，常有老鼠之类的动物哧溜一下从你身边蹿过。
黑漆漆的深夜，我们俩提着马灯走完一圈，她就下班了。于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办公室，桌子上点着这盏马灯，面前摊着书，就着昏黄的灯光看书。当时才十七岁的我，面对这样的夜晚，说不害怕是假的。有正在输液的病人还好，起码他的房间还有烛光，若是已经结束当天的治疗了，病人家属为了省钱，便会吹熄烛火，病房便漆黑一片。每隔一两个小时，我便要提着马灯去巡视一圈病房，每每这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像南丁格尔呢。
每次晚班总会遇到来急诊的病人，小孩子尤其多。夜间打头皮针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没有自然光，也没有日光灯，只有这盏煤油灯，只要有一点点风，煤油灯的火苗就会晃动，一晃，明明看好的血管又不见了。让家属给打手电筒，但是打手电筒也很要技巧，正面直射是不行的，会反光，一定要找好角度，手还不能抖，抖了又会影响我操作。
晚上带孩子来看病的家属一般最多也就两个人，一个人要负责按着患儿的头部，不让他乱动，另一个人负责打手电，若是遇上比较蛮的小朋友就麻烦了，一个大人是按不住的，只能放弃打手电。这样，只有就着煤油灯打了。晚上整个住院部只有我一个护士，所以不管再难打的针，我都只能自己想办法打好，我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练人。我就这样迅速的成长起来了。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当时的医院院长戏称我是飞鸽牌的，他认为我是县城来的女娃子，根本待不久。最终的事实却是，和我差不多时候分配去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而我，在这家医院，一直呆了九年。他没料到，我也没想到。我的青春岁月都是在这个农村小镇度过的。
后来，我通过考试进了县城，再后来，我们一家人又来到了市区。我的工作环境在变化，国家在变化，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那些曾经走过的日子，那些年曾经吃过的种种苦，都过去了，变得风清云淡。留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我只记得，忙碌之后的快乐、幸福和充实，以及每一次挑战自我后的成就感。
我们需要感谢的，往往不是那些唾手可得的幸福。感谢那些年的磨砺，让我从一个黄毛丫头蜕变成知性中年，人生的意义不就是在于经历吗？此刻，我想着，下一站，一定要更精彩。
（全文完）
摄影 赖海燕（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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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珍，江西赣州人，一个爱好文字的医务工作者，努力用平实的文字记录平凡生活、用温暖的语言抚慰心灵。章贡区“艺动章贡”全民艺术普及工程文学创作班首届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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