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开原创】上海知青(谢平)

文/谢平
 


 
有一天,学校操场上开来一辆班车,班车来之前,大队干部拿了鼓、钹在篮球架下静候。这通常是上级有指示要执行的一种欢迎仪式。操场上已经围了很多人,都过来向拿鼓槌或钹的人询问有什么人来。大队一个干部急匆匆跑过来,令鼓、跋敲打起来。班车就是在震天的鼓钹声里开进校园。
 
班车车头扎着一朵硕大的绸布红花,车身两边写着“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上海知青致敬”等横幅字样。接受致敬的上海知青陆续下了车。围观的人骚动起来,不断往前挤,想用最近的距离来观看那些从千里之外到来的大城市的人。几个小孩扑在地上偷窥知青的花裙子,被大人一脚踢翻在地。上海知青挥动手里的纸扎红花,似乎也没见过这种阵势,一脸茫然地看着围观的陌生人。他们是一群高个子的时髦青年,女的烫了发,还有一个男的也烫了卷曲的头发,皮肤白皙,一眼看去就是异乡人。
 
上海知青在鼓钹引领下,向大队队部走去。跟在上海知青后边的队伍越来越长。看热闹的队伍在队部门口就被挡住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肯定盛不下这些不在欢迎之列的人。被挡的人马上占领了几个窗口。
 
里头在开欢迎会。开头大约是上面来的领队说了话,接着是大队书记讲话。大队书记讲的是本地话,领队翻译给上海知青听。大队书记说话说到音调提高的时候,听的人就鼓掌,窗子下的人也跟着鼓掌。接下去是上海知青的代表讲话。她先向大家鞠躬,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柔和、甜美,她的美貌看上去就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这让想起我的姐姐,她同样漂亮,但我总觉得姐姐最多只能算是城里人,眼前的这位姐姐却是一个大城市的人。巧的是,两年之后,我姐姐也下放到生产队当了知青,我利用假期去跟她做伴。多年后,我在《姐姐的插队生活》里记叙过这段生活,发表在《厦门日报》副刊。
 


 
我看到这些上海知青在田塍上排成一排,有老农正向他们讲解如何插秧,有人听得很专注,还拿出本子在上面记着划着。轮到下田实践,大家都犹豫了,就好像旱鸭子游泳,谁也不敢第一个入水。他们挽起的裤管,露出的雪白的脚杆,与黑色泥土格格不入。
 
老农从水田里抠起一掌黑土,深情地叙述它的故事。他说这田地里能长水稻、长白莲、长芋头、长烟叶……需要它长什么,它就贡献什么,我们能传宗接代繁衍生息一刻也离不开它。甚至,他又说,你们站的田塍也可种豆子,豆子可以磨豆腐,也可当主粮,我们怎么可以惧怕它?
 
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睛里泛着泪光,他把手掌上的黑泥抹在脸上,抹在手臂上,就如打肥皂水一样抹在身上,他一点也不嫌脏。在那些惊讶得要掉下巴的知青面前,老农有几分得意,他催促知青赶快下田,他已经说得口干舌燥。
 


有人试着走下田塍。试水者感到水下的泥土柔软,这种友好的接触使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他呼唤同伴和他一样感受从未有过的体验。老农松了一口气,他的劝说终于有了成效,他让知青顺着绳子把秧苗插进泥里。他叮嘱他们,顺着绳子,每蔸秧苗间隔半尺的距离,一蔸七根秧苗,知青们按部就班,很快掌握了插秧技术,他们倒觉得像是游戏,栽下的秧苗整齐划一,禾苗在水面上摇动身子。
 
老农告诉他们,用不了多久秧苗就会高出水面一尺高,再过不了多久,禾苗就进入分蘖期,再抽穗,再结实,然后你们就能亲口吃到自己种下的粮食……老农的话激起了他们干活的热情。老农显然也是有忽视的,他没有告诉他们,水里有蚂蝗,就在他们专心手里活计的时候,有人惊叫起来,接着是噼噼啪啪的水声,跟着是大家噼噼啪啪地向岸上跑去,被践踏的秧苗横七竖八漂浮在水面上。
 
惊叫的声音是由一个女知青发出来的,她的白皙的腿肚上粘着一只蚂蝗,蚂蝗因为刚刚喝足,浑身圆滚滚的,透着黑色的光亮。女知青尖叫着浑身发抖,老农走过来,摘下她腿上的蚂蝗,找来石头,把它捶成肉浆。老农告诉他们,蚂蝗起死回生能力极强,只有这样才能断它生路。
 


 
上海知青的轶闻趣事成了农村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这些内容每天都在变更、充实。他们不会做饭,饭汤喷出来的时候使劲压住锅盖;他们肩膀不能挑水,几个人轮流用手臂挽着扁担抬一桶水,到了家里漾得只剩下半桶。
 
尤其可笑的是,农户的大鹅几乎是他们的天敌。大鹅经常会出现在他们住所,摇摆着身体,一路“曲项向天歌”,绅士十足,但只要男女知青们出现在它们的视野里,它们马上就好像嗅到敌意,怒展双翅,脚璞如划水般猛蹬地面向知青们冲来,知青们哪看过这种阵势,纷纷四散而逃。在他们的认知里,只知道牛受了红布的挑逗,会对人发起攻击,老师从来没说过鹅对人也有攻击性。反之,他们看到的牛,不论是长着两个大弯角的水牛,还是毛色发亮的黄牛,它们都憨厚温顺,见到生人甚至羞涩得连牛眼睛都不敢抬。
 

上海来的知青,也让农村人开了眼界。他们早上漱口晚上也漱口,在农村人看来,这有点浪费,而且他们用的牙膏是“中华”“白玉”,这在农村不是能轻易买得到的。早上晚上,他们还用瓷杯泡牛奶喝,汤匙碰击瓷杯发出“叮叮”诱人的声音。他们吃的糖果各式各样,他们会把糖纸塞在住所天花板的板缝里,我们这些小孩子顺着房梁去淘这些糖纸,有时竟然能淘到一两颗糖果,估计是他们有意送给我们吃的,这些糖纸五颜六色,是我们收藏的宝贝。

女知青穿的皮鞋后跟足有三寸高,走路不会崴到脚吗?她们穿连衣裙、百褶裙,轻薄的面料,走起路来就像蝴蝶在飞。她们还穿像男人一样前面开裆的那种牛仔裤。有的女知青一到晚上就卷得满头塑料桶,说这是卷头发。更令人惊奇的事,他们不避性别,男女之间会勾肩搭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还会在学校操场上搂着腰跳交谊舞。他们跳舞的时候,会引来很多观众,很多的观众更使他们热情高涨。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热闹的场面,这种热闹的场面经常会在学校操场上上演。他们表演表演的节目形式多样,有唱有跳,单人跳双人跳集体跳,单人唱小组唱集体唱。他们的道具要么是一朵纸扎的红花,要么是一条长绸。令我着迷的是那台手风琴。
 


 
手风琴挂在一个高个子知青胸前,高个子知青身形挺拔得像字母A。A有一头卷曲的头发,显得脸瘦削,鼻子高挺,像外国人。他的纤细的左手手指在几排黑色的键钮上上下滑动,发出欢快利落的的声音,右手同样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滑动,演奏主旋律。
 
很神奇的是,A的眼睛从来不盯着手风琴的键盘,左右手指都能熟练快速找到键的位置。主旋律和伴奏音美妙融合在一起,操扬上回响这种美妙激扬声音,让表演者和观赏者共同沉浸在音乐声中。我看着拉动的风箱,像一把折扇,打开又合拢。他的演奏能力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要有这种水平该多好,但我连手风琴都没有。
 
我拥有的乐器只是一只再平常不过的笛子。笛膜是找大竹内壁的竹膜,贴在笛子的第二个孔上。这种可以无师自通的乐器,只有在十分无聊的时候才会摆弄一下,吹出来的声音如被宰的猪的嚎叫那样刺耳。我的有二胡的同伴,他的演奏也好不到哪里去,拉出来的声音就是“姨公阿公”地叫。
 
A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家伙,我看见他放下手风琴,开始跳新疆舞,他这种身材跳新疆舞一点都不困难,他的指尖在弯腰的时候可以触到脚尖,他扭脖甩头的时候真是潇洒至极。还是这个A,会英文,在我们教室的黑板上写过一行字: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渐渐感到他们不再神秘,还有些可爱。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也是五味杂陈。
 


 
我在发现有人偷窃的时候,从课堂上学来见义勇为的激情马上迸发出来,何况这是发生在我母亲商店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高喊了一句“偷钱啦!”我的这一句大喊一定是充满了震慑的力量,小偷惊诧地看了我一眼。我母亲迅速关上店门,几个男店员合力逮住了小偷,从他口袋里搜出一把纸钞。
 
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地人的小偷,正是上海知青B。B没做任何反抗,被缚了手,几个店员显得很激动,商量要怎么处罚B,暂且忘了我这个有功人员。我是坐在一个装烟的大纸箱里玩耍时,看到B弯下身子够着柜台里的钱柜,他身材高大,柜面又窄,一弯身就能拉开柜台里的抽屉。B在店里呆很久,买了烟,然后转到布匹柜台,趁人不注意下了手。而我当时仰躺在纸箱里,我看见头顶上方一只巨大的手正往裤兜里塞钱。
 
B的额头冒着汗,顺从地跟到操场上。
 

操场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次的围观却没给上海知青带来荣耀。B反着手缚在篮球柱子上,剩余的绳子挂在篮球架上。B扫视周围的人,他的同伴一个也没来。我很高兴向旁人介绍事情的经过,并强调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发现众人的眼光聚焦在B身上都是疑惑,他们心里一定要调整对这帮城市人的定位。B结结巴巴在说着什么,没有人听得清楚,其实大家都不愿去听。有一个老人走上前去,说:“他还是孩子,原谅他。”
 
老人的同情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有人已经爬上架子解绳子。B突然跪在地上,向大家叩头。众人发出“嗬”地惊呼声,我怔怔地站在那里,觉得无地自容的是自己。
 
四十年之后,我再寻不到上海知青的旧居,听说他们也曾经来过。本来,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是时代曾经把他们推送到我们面前,也是时代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他们的世界中去,让各人怀揣了这一段经历。经历都是故事,结局往往又只是一声叹息。
 
摄影  胡海蓉(佛山)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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