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一
有一次下乡去过我大学毕业之初任教的学校，这已经是四十年之后，它的变化，几乎就是面目全非，那些原有建筑一栋也没保留下来，进了校园我甚至迷失了方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何况过了四十年，所以它的变化也是在我预料之中，就像四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要变化一样。
我去寻我最早的寝室，那也是我住了时间极为简短的地方，同行指认现在盖的是实验楼。那年，我被安排在一个总务处堆放杂物的房间里，这里是滋养臭虫的天然胜地。这些臭虫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具肉身前来为它们开荤。我度过了梦魇的一晚，第二天一早把床板扔到河里，想像那些饱食鬼淹得奄奄一息。
我向校长反映我一晚的遭遇，络腮胡的校长显然不以为意，说我这么大人还怕这么小的东西！他是想把这句话说成玩笑话，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够幽默，倒是觉得他对我漠不关心。不过校长还是有所行动，找人弄来“六六六”粉撒在我寝室的墙角，塞在床板缝里。我以比臭虫不知大多少多少倍的身躯，呼吸了半个学期的毒气而没被熏死，但臭虫是呆不下去了，或者干脆挺尸。过了一个学期，上一届在本校任职的校友调到县城去，空出一个房间，我搬了进去。房间是由教室隔开的，天花板须仰视才能见到，门沧桑得开了裂，影响谈恋爱。我用牛皮纸敷了一层，再用薄膜钉上。
我的恋爱是由校长撮合而成的。校长为单身老师说媒似乎是他的天职。我记忆中他没跟我谈论过教学上的事情，但对我的婚姻大事很热心。老家有一种流行说法，说一辈子不做媒下辈子要坐水牢。人上不了天堂，也断不可到地狱坐水牢，所以一遇单身男女，老家人人人便不会放过牵线搭桥的机会。我是不相信这种迷信说法的，人最后都是付之一炬，与水誓不两立。不过，劝人多做善事倒是有道理。
我担任高一年级两个班语文教学，兼教初一地理，业余时间打打篮球、排球，这种需要多人参与才能进行的运动，并不是每天都能邀拢人，所以，更多时间我就去弹琴。办公室放了一架脚踏风琴，踩踏板的声音和键盘发出的声音同样响，弹一首曲子，先脚酸。后来，教务主任把风琴锁起来，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让我很恼火。我弹琴又不会影响谁，况且这又不是谁的私人物品。
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恶狠狠地想，我要用斧子把琴劈得粉身碎骨，甚至我想出了具体步骤：不从锁上动手——用斧子劈过去，铁对铁反弹会伤了手脚——不如把两个踏板上的布带割断，再狠一点，把两个踏板敲碎，然后由下往上开肠破肚，把琴键如牙齿一般敲落一地。
这显然很容易做到，但之后呢，恐怕自己也身败名裂了。这种粗暴的行为不可取，想过之后，倒使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二
我再不为那件脚踏风琴的事纠结的时候，再不会为不能顺畅弹奏李谷一演唱的《迎宾曲》而懊恼的时候，学校开会商讨运动会的事了。各个老师都被安排做不同项目的裁判，我做径赛裁判，初中生物老师说要请假。开会的时候，他总喜欢坐在最后靠门的位置，离校长有十米之距，校长听了他的话，一股怒气和酒气向他扑面而来，“你总是在有事的时候请假。”
校长怒目圆睁。生物老师说，那也没办法，谁叫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家割稻子的时候。校长说了一句：“你试试看。”这句带威胁的话果真有效，他不再提割稻子的事。因为他意识到校长这样说是有指向性的。
年终生物老师要评先进，评上先进就会有奖励，生物老师又对这方面特别在意，因此，有意想要评为先进的教师会往往会成为他的诉苦会。他说，就他一个人拿工资，要养活全家六个老小，所以学校额外的补助应该首先考虑他。但他的这种说辞在家长会上重演就有点不太妥当，他虽然是有意无意说的，可精通事理的家长听了，就会给他送来一桶现榨的菜籽油或者一包糯米粉。后来校长知道了，时不时拿这件事情敲打他。
开完运动会，校长在教师会上作了总结，批评了高中政治老师的表现。比起训斥生物老师，校长批评政治老师要和风细雨得多。政治老师在晴天白日下头戴斗笠、斜背唢呐，这不是来搞笑的吗？政治老师说，确实是搞笑。生物老师搭腔说，我听从了校长你的安排，花十元钱雇人割禾，你怎么不表扬我呢？校长骂他，你就是搅屎棍，还轮不到你说话。
校长还在跟政治老师争执，生物老师插上嘴来确实不知趣，该骂。校长觉得跟政治老师争下去会没有始终，还不如转移话题。于是，校长就对生物老师说，你这样做也是应该的，至于请人工的十元钱是你家里的事，不要指望报销。
三
校长家养了几只鹅，不用几个月，毛茸茸的雏鹅就变成了趾高气扬见生人就啄的大鹅。校长把一只长得最大的鹅杀了，红烧清炖。院子里的每家人派了一个代表在他家吃了两餐，生物老师、政治老师也在被邀请之列。大概是因为我住在单身宿舍，所以没被邀请。
我从来没吃过鹅肉，老家人说吃鹅肉会“搜病”，意思是说，会把体内的一些基础病给引发出来，所以我家从来不养鹅买鹅。几个老师吃了校长两餐校长家的鹅，在办公室闲聊了几天，从而得出结论，鹅肉不仅味美还不会“搜病”。他们全然不避我在办公室，仍然大谈校长厨师级别的烹饪技术。我意识到不是我吃鹅不吃鹅的问题，而是我不在他们的“圈子”里。
不在他们的“圈子”里，就有些麻烦，比如我想在班上搞一个演讲比赛或者周末在班上组织联欢会，就有老师提醒我这样会让学生玩野了心，我差点还组织学生户外游，校长阻止了，说有安全问题。我变得百无聊赖，早上去河边练嗓子，河边有几个洗衣的妇女，吃惊地看着我，以为我受了精神刺激，一个人在那里哇哇乱叫。
有一天，住在菜市场边上的几个老太婆走到学校跟校长理论，说我们学校老师每天把街上的猪血都收购一空。一个老太婆指着校长的鼻子说，当老师的应当正经教学，而不能做起贩卖猪血的生意（她断定这几个老师每天收购猪血是为了倒手卖掉）。她说，她的儿子时常要吃猪血“打灰”，他儿子干泥匠活，不吃猪血就很容易得肺结核。所以老太婆又说，你们这是抢人家救命的药。
我大约知道是哪几个老师每天收购猪血，有很多次他们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显得很神秘，像是想要合伙干什么大事情。后来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贩卖猪血，而是要从猪血中提炼血红素。但不管怎么样，这群老太婆死活要达到像往日一样能在菜市场轻松买到猪血的目的，不然要告到县教育局。血红素是提炼不出来了，生物老师和化学老师的专业知识没有产生效益。
四十年之后，我回到这曾经任教的地方，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区别。我在一个功能室看到有一架黑色钢琴，它浑身上下散发着冷峻的光亮。我在走近它的过程中，墙壁上嵌着的一面巨大镜子映照着一位已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他在向钢琴慢慢靠近。这人和以前相同的是，身材上没有变得雍肿，但是面容在提醒他，你不再是一个年轻的人。
我和镜子里的我就这样对视着，突然想到我是站在一个四十年前工作生活的地方。我走进钢琴，掀开琴盖，黑白相间的琴键显得很刺眼。比起几十年前的脚踏风琴，它显得过于奢华。我合上琴盖，连摁下琴键的兴趣都已然没有了。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一
有一次下乡去过我大学毕业之初任教的学校，这已经是四十年之后，它的变化，几乎就是面目全非，那些原有建筑一栋也没保留下来，进了校园我甚至迷失了方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何况过了四十年，所以它的变化也是在我预料之中，就像四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无论如何都要变化一样。
我去寻我最早的寝室，那也是我住了时间极为简短的地方，同行指认现在盖的是实验楼。那年，我被安排在一个总务处堆放杂物的房间里，这里是滋养臭虫的天然胜地。这些臭虫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具肉身前来为它们开荤。我度过了梦魇的一晚，第二天一早把床板扔到河里，想像那些饱食鬼淹得奄奄一息。
我向校长反映我一晚的遭遇，络腮胡的校长显然不以为意，说我这么大人还怕这么小的东西！他是想把这句话说成玩笑话，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够幽默，倒是觉得他对我漠不关心。不过校长还是有所行动，找人弄来“六六六”粉撒在我寝室的墙角，塞在床板缝里。我以比臭虫不知大多少多少倍的身躯，呼吸了半个学期的毒气而没被熏死，但臭虫是呆不下去了，或者干脆挺尸。过了一个学期，上一届在本校任职的校友调到县城去，空出一个房间，我搬了进去。房间是由教室隔开的，天花板须仰视才能见到，门沧桑得开了裂，影响谈恋爱。我用牛皮纸敷了一层，再用薄膜钉上。
我的恋爱是由校长撮合而成的。校长为单身老师说媒似乎是他的天职。我记忆中他没跟我谈论过教学上的事情，但对我的婚姻大事很热心。老家有一种流行说法，说一辈子不做媒下辈子要坐水牢。人上不了天堂，也断不可到地狱坐水牢，所以一遇单身男女，老家人人人便不会放过牵线搭桥的机会。我是不相信这种迷信说法的，人最后都是付之一炬，与水誓不两立。不过，劝人多做善事倒是有道理。
我担任高一年级两个班语文教学，兼教初一地理，业余时间打打篮球、排球，这种需要多人参与才能进行的运动，并不是每天都能邀拢人，所以，更多时间我就去弹琴。办公室放了一架脚踏风琴，踩踏板的声音和键盘发出的声音同样响，弹一首曲子，先脚酸。后来，教务主任把风琴锁起来，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让我很恼火。我弹琴又不会影响谁，况且这又不是谁的私人物品。
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我恶狠狠地想，我要用斧子把琴劈得粉身碎骨，甚至我想出了具体步骤：不从锁上动手——用斧子劈过去，铁对铁反弹会伤了手脚——不如把两个踏板上的布带割断，再狠一点，把两个踏板敲碎，然后由下往上开肠破肚，把琴键如牙齿一般敲落一地。
这显然很容易做到，但之后呢，恐怕自己也身败名裂了。这种粗暴的行为不可取，想过之后，倒使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二
我再不为那件脚踏风琴的事纠结的时候，再不会为不能顺畅弹奏李谷一演唱的《迎宾曲》而懊恼的时候，学校开会商讨运动会的事了。各个老师都被安排做不同项目的裁判，我做径赛裁判，初中生物老师说要请假。开会的时候，他总喜欢坐在最后靠门的位置，离校长有十米之距，校长听了他的话，一股怒气和酒气向他扑面而来，“你总是在有事的时候请假。”
校长怒目圆睁。生物老师说，那也没办法，谁叫开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家割稻子的时候。校长说了一句：“你试试看。”这句带威胁的话果真有效，他不再提割稻子的事。因为他意识到校长这样说是有指向性的。
年终生物老师要评先进，评上先进就会有奖励，生物老师又对这方面特别在意，因此，有意想要评为先进的教师会往往会成为他的诉苦会。他说，就他一个人拿工资，要养活全家六个老小，所以学校额外的补助应该首先考虑他。但他的这种说辞在家长会上重演就有点不太妥当，他虽然是有意无意说的，可精通事理的家长听了，就会给他送来一桶现榨的菜籽油或者一包糯米粉。后来校长知道了，时不时拿这件事情敲打他。
开完运动会，校长在教师会上作了总结，批评了高中政治老师的表现。比起训斥生物老师，校长批评政治老师要和风细雨得多。政治老师在晴天白日下头戴斗笠、斜背唢呐，这不是来搞笑的吗？政治老师说，确实是搞笑。生物老师搭腔说，我听从了校长你的安排，花十元钱雇人割禾，你怎么不表扬我呢？校长骂他，你就是搅屎棍，还轮不到你说话。
校长还在跟政治老师争执，生物老师插上嘴来确实不知趣，该骂。校长觉得跟政治老师争下去会没有始终，还不如转移话题。于是，校长就对生物老师说，你这样做也是应该的，至于请人工的十元钱是你家里的事，不要指望报销。
三
校长家养了几只鹅，不用几个月，毛茸茸的雏鹅就变成了趾高气扬见生人就啄的大鹅。校长把一只长得最大的鹅杀了，红烧清炖。院子里的每家人派了一个代表在他家吃了两餐，生物老师、政治老师也在被邀请之列。大概是因为我住在单身宿舍，所以没被邀请。
我从来没吃过鹅肉，老家人说吃鹅肉会“搜病”，意思是说，会把体内的一些基础病给引发出来，所以我家从来不养鹅买鹅。几个老师吃了校长两餐校长家的鹅，在办公室闲聊了几天，从而得出结论，鹅肉不仅味美还不会“搜病”。他们全然不避我在办公室，仍然大谈校长厨师级别的烹饪技术。我意识到不是我吃鹅不吃鹅的问题，而是我不在他们的“圈子”里。
不在他们的“圈子”里，就有些麻烦，比如我想在班上搞一个演讲比赛或者周末在班上组织联欢会，就有老师提醒我这样会让学生玩野了心，我差点还组织学生户外游，校长阻止了，说有安全问题。我变得百无聊赖，早上去河边练嗓子，河边有几个洗衣的妇女，吃惊地看着我，以为我受了精神刺激，一个人在那里哇哇乱叫。
有一天，住在菜市场边上的几个老太婆走到学校跟校长理论，说我们学校老师每天把街上的猪血都收购一空。一个老太婆指着校长的鼻子说，当老师的应当正经教学，而不能做起贩卖猪血的生意（她断定这几个老师每天收购猪血是为了倒手卖掉）。她说，她的儿子时常要吃猪血“打灰”，他儿子干泥匠活，不吃猪血就很容易得肺结核。所以老太婆又说，你们这是抢人家救命的药。
我大约知道是哪几个老师每天收购猪血，有很多次他们在办公室里嘀嘀咕咕，显得很神秘，像是想要合伙干什么大事情。后来我知道他们并不是贩卖猪血，而是要从猪血中提炼血红素。但不管怎么样，这群老太婆死活要达到像往日一样能在菜市场轻松买到猪血的目的，不然要告到县教育局。血红素是提炼不出来了，生物老师和化学老师的专业知识没有产生效益。
四十年之后，我回到这曾经任教的地方，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区别。我在一个功能室看到有一架黑色钢琴，它浑身上下散发着冷峻的光亮。我在走近它的过程中，墙壁上嵌着的一面巨大镜子映照着一位已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他在向钢琴慢慢靠近。这人和以前相同的是，身材上没有变得雍肿，但是面容在提醒他，你不再是一个年轻的人。
我和镜子里的我就这样对视着，突然想到我是站在一个四十年前工作生活的地方。我走进钢琴，掀开琴盖，黑白相间的琴键显得很刺眼。比起几十年前的脚踏风琴，它显得过于奢华。我合上琴盖，连摁下琴键的兴趣都已然没有了。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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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