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1
七岁的时候，父亲说带我和妹妹去老家过年，我高兴过了头，去给火盆添木炭，额头撞在敞开的窗户上。窗子下沿距地面一般是一米三，由此，我推断那时我的身高是一米三多一些。这之前，父亲领着姐姐骑自行车去过一趟老家。二百多华里的沙石路，他们俩从早上骑到晚上，一路上父亲对姐姐说“快到了，快到了。”说了十多次才算到了，姐姐累得出鼻血，回来再没勇气骑，只得把自行车托运回来。
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是瑞金市合龙乡田背村。这是父亲的老家，后来我也称之为老家，在填写各种履历表“籍贯”这一栏，我也堂而皇之地写上：瑞金。但是，按照“籍贯”的理解，它是指本人的出生地，或父母的出生地。我出生在广昌县新安乡，我母亲是供销社营业员，我父亲则是小学教师。我在新安生活了十三年，后来在县城上高中，三年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广昌，然而，我的户籍仍旧写着“瑞金”。
我在瑞金生活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半年，但我对它的感情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这种感情几十年从来没有消减过。
我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觉得和我熟悉的农村景象没有什么区别，石桥、小河、收割过的稻田、磨房、古老的樟树，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村前一栋废弃的建筑，它是用夯土建成的“土匪屋”。它的历史有百年之久，瓦梁已经有些破败，但墙体依旧挺立不倒。
“土匪屋”占据了整个村头，距之几百米之后才是村落。我隐约记得关于它的传说，说里面曾居住过土匪，不过这“土匪”是指拉帮打劫的“土匪”，还是指国民党的“白匪”就不得而知。总之，那是晦气之地，村里人唯恐避之不及。
2
父亲每年至少会回一趟老家，除了祭奠先人，就是串亲戚。我曾被带到叫寿段的地方做客，那是大伯的亲家居住的村子，大伯与亲家俩家换亲，堂姐嫁过去，堂姐夫的妹妹又嫁给堂兄做老婆。我还去过马脚塘，我父亲同母异父的叔叔家里。我在老家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叫瑞林，要走二十里山路。
父亲到了老家，我感觉到他像换了一个人，平时少言寡语，一到老家便变得侃侃而谈，尤其是在酒桌上。
父亲离开老家四十多年，家乡话说得变了味，后辈就学他说话，引得众人轰笑。父亲年长，又是读书走出寒门的，自然受人尊重，家族里的人都愿意听他说话，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在我们家里，他从来不会得到这种待遇。我的母亲虽然是我父亲的学生，但学生成了妻子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父亲从宁都师范毕业的时候，整个家当就是一床破被子。父亲在我外公面前表现的是肯干能干，他拿手的活就是筛米，这个既要体力又要技巧的活不知他是怎么学会的。刚碾出来的米里面还夹有米糠和谷粒，父亲两只手握住米筛，按顺时针方向上下摆动转圈，不停地转动着，米糠从筛眼里漏下去，谷粒从米粒里一个个转出来，集中成一撮。也许是这种穷却不失志的行为感动了我外公，父亲才如愿抱得美人归。但我母亲血液里流淌着她的祖母即我的世婆的基因，刚烈的性格没用多久就让我父亲臣服。
母亲说一，那便是一，二是不被允许说的。我父亲似乎也乐意受这种管束，好处就是什么事都可不管，不用作远景规划。
老家的人不同，父亲喝着酒，正经要说的话都是不着边际，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们就是喜欢看他大口大口喝酒，听他不着边际说正经要说的话。
3
我吃过数不清的宴席，那些美味珍馐从来都不会回味，我一直念念于怀的是老家的酒席。多少年了，那饭桌上有几个盘碟，每个盘碟盛的什么菜已经记不清楚，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背后站着的邻家亲戚，一个人托着木盘，里面是几小碟菜，或是几片豆腐，或是几块红糟鱼，或是几个饭包肉圆；一个人捧着锡壶，里面是暖好的水酒。桌上的菜消减了一些，后面站着的人就把碟子补上桌上来，倒酒的就又轮倒一遍，直到碟子里的东西吃完，他们才把碟子收回托盘。
一家过后，后面接着又来一家，仍旧是托盘，托盘里放着几碟菜，仍旧是暖好的一壶水酒。他们的这种习俗是他们在贫穷境况中表现出来的最得体的一种待客之道。每当我想起这种情景，就会感动不已，还有什么酒席能比得上它这样打动人心，即便是山珍海味！
4
我们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木梯靠着墙，没有栏杆。我心里想，喝多了酒上这楼梯会多危险，伯母笑了，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摔跤的事。木梁上一只马蜂发出嗡嗡的声音，它扑扇着翅膀挤进有些年头的木梁缝里，木屑如雪花般飘落下来。伯母辅好床单，被单刚洗过，棉胎也是晒好的。床单上的玫瑰花显得有些陈旧，伯母说，这是我母亲结婚时用的被单。
母亲一生只回过一次老家。她的唯一一次探亲之旅给她留下很坏的印象。新婚的母亲跟随父亲到了老家，村里人都来凑热闹，几个年轻人用锅底灰涂在母亲脸上。这种老家闹洞房的习俗在母亲老家却是犯了大忌。广昌有句俗语叫“打乌脸做人”，意即做人不要脸。把锅底灰涂在脸上，那不就是不要脸做人吗！我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是不是脸色大变，使出她的看家本领，连同我父亲一起骂，骂得他们狗血淋头，让他们尴尬得溜之大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促使我母亲再也不想回老家。当然，我还记得一件事。我可以断定，就是这件事造成母亲对老家及老家人怀有更坏印象。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伯父一家在瑞金，过他们的农村生活，我家在广昌与他们相隔百里过自己的日子，但我母亲还是发了慈悲，想办法为我伯父在广昌养路队谋到了一份工作。伯父做了两个月，便说工作辛苦，想不干（那活确实又脏又累，每天沿着马路，用木耙把路边上的沙子推到路中央，半天下来，头发里眉毛上鼻孔里嘴巴里衣服上全是尘土）。母亲安慰他说，不会一直这样干下去，还会变换工种。伯父最终还是放弃了，找了个理由，说家里要收稻子，带着家人一去不复返。
我母亲的好意且花了一番神气弄好的工作被伯父弃之如敝屣，气得我母亲牙齿咬得咯咯响，按我母亲话说是把他们从“糠箩”里拽进“米箩”里，从吃农业粮变成吃商品粮，还领着工资，多好！可伯父却不领情！最后，我母亲给伯父的定性是好吃懒做，并宣布那边来的亲戚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母亲对伯父的评价，事实上是十分理性和恰当的。伯父寿年九十二岁，他的长寿估计与他一辈子无欲无求有关。他的人生哲学是，能动口的事决不动手，要动手的事尽量变为动口。所以每天的他都显得无所事事，家里农活他支使儿女们干，家务事妻子干。大家对他也不抱希望，因为让他干农活，他总把农活干得一团糟，栽禾苗歪七竖八，锄豆草把豆苗一起铲掉，挖红薯把每蔸红薯开肠破肚。他还能十天不洗脚捂在被窝里酣然入睡。
假如，伯父有一个好脾气，全家过日子也就相安无事，但他生性固执、刁蛮，所以免不了与家人吵架。我读大学时有记日记的习惯，我的“1982年7月16日”日记里记录了一次自己回老家时伯父与伯母吵架的事。伯父不善言辞，不像我的世婆与人吵架，舌底下如装有几本书，一页一页骂过去，不会重样，于是，伯父只能精益求精地骂伯母是“地主婆”。
地主婆在农村是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对人心狠手辣，是穷人的死对头。从这一骂法里，看得出伯父确实是气得不行，不过这种骂法也有毛病，伯母是地主婆，那伯父自己不就是地主了？都不是好人。
供图 谢平（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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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时候，父亲说带我和妹妹去老家过年，我高兴过了头，去给火盆添木炭，额头撞在敞开的窗户上。窗子下沿距地面一般是一米三，由此，我推断那时我的身高是一米三多一些。这之前，父亲领着姐姐骑自行车去过一趟老家。二百多华里的沙石路，他们俩从早上骑到晚上，一路上父亲对姐姐说“快到了，快到了。”说了十多次才算到了，姐姐累得出鼻血，回来再没勇气骑，只得把自行车托运回来。
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是瑞金市合龙乡田背村。这是父亲的老家，后来我也称之为老家，在填写各种履历表“籍贯”这一栏，我也堂而皇之地写上：瑞金。但是，按照“籍贯”的理解，它是指本人的出生地，或父母的出生地。我出生在广昌县新安乡，我母亲是供销社营业员，我父亲则是小学教师。我在新安生活了十三年，后来在县城上高中，三年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广昌，然而，我的户籍仍旧写着“瑞金”。
我在瑞金生活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半年，但我对它的感情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这种感情几十年从来没有消减过。
我第一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觉得和我熟悉的农村景象没有什么区别，石桥、小河、收割过的稻田、磨房、古老的樟树，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村前一栋废弃的建筑，它是用夯土建成的“土匪屋”。它的历史有百年之久，瓦梁已经有些破败，但墙体依旧挺立不倒。
“土匪屋”占据了整个村头，距之几百米之后才是村落。我隐约记得关于它的传说，说里面曾居住过土匪，不过这“土匪”是指拉帮打劫的“土匪”，还是指国民党的“白匪”就不得而知。总之，那是晦气之地，村里人唯恐避之不及。
2
父亲每年至少会回一趟老家，除了祭奠先人，就是串亲戚。我曾被带到叫寿段的地方做客，那是大伯的亲家居住的村子，大伯与亲家俩家换亲，堂姐嫁过去，堂姐夫的妹妹又嫁给堂兄做老婆。我还去过马脚塘，我父亲同母异父的叔叔家里。我在老家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叫瑞林，要走二十里山路。
父亲到了老家，我感觉到他像换了一个人，平时少言寡语，一到老家便变得侃侃而谈，尤其是在酒桌上。
父亲离开老家四十多年，家乡话说得变了味，后辈就学他说话，引得众人轰笑。父亲年长，又是读书走出寒门的，自然受人尊重，家族里的人都愿意听他说话，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在我们家里，他从来不会得到这种待遇。我的母亲虽然是我父亲的学生，但学生成了妻子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父亲从宁都师范毕业的时候，整个家当就是一床破被子。父亲在我外公面前表现的是肯干能干，他拿手的活就是筛米，这个既要体力又要技巧的活不知他是怎么学会的。刚碾出来的米里面还夹有米糠和谷粒，父亲两只手握住米筛，按顺时针方向上下摆动转圈，不停地转动着，米糠从筛眼里漏下去，谷粒从米粒里一个个转出来，集中成一撮。也许是这种穷却不失志的行为感动了我外公，父亲才如愿抱得美人归。但我母亲血液里流淌着她的祖母即我的世婆的基因，刚烈的性格没用多久就让我父亲臣服。
母亲说一，那便是一，二是不被允许说的。我父亲似乎也乐意受这种管束，好处就是什么事都可不管，不用作远景规划。
老家的人不同，父亲喝着酒，正经要说的话都是不着边际，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们就是喜欢看他大口大口喝酒，听他不着边际说正经要说的话。
3
我吃过数不清的宴席，那些美味珍馐从来都不会回味，我一直念念于怀的是老家的酒席。多少年了，那饭桌上有几个盘碟，每个盘碟盛的什么菜已经记不清楚，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背后站着的邻家亲戚，一个人托着木盘，里面是几小碟菜，或是几片豆腐，或是几块红糟鱼，或是几个饭包肉圆；一个人捧着锡壶，里面是暖好的水酒。桌上的菜消减了一些，后面站着的人就把碟子补上桌上来，倒酒的就又轮倒一遍，直到碟子里的东西吃完，他们才把碟子收回托盘。
一家过后，后面接着又来一家，仍旧是托盘，托盘里放着几碟菜，仍旧是暖好的一壶水酒。他们的这种习俗是他们在贫穷境况中表现出来的最得体的一种待客之道。每当我想起这种情景，就会感动不已，还有什么酒席能比得上它这样打动人心，即便是山珍海味！
4
我们睡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木梯靠着墙，没有栏杆。我心里想，喝多了酒上这楼梯会多危险，伯母笑了，说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摔跤的事。木梁上一只马蜂发出嗡嗡的声音，它扑扇着翅膀挤进有些年头的木梁缝里，木屑如雪花般飘落下来。伯母辅好床单，被单刚洗过，棉胎也是晒好的。床单上的玫瑰花显得有些陈旧，伯母说，这是我母亲结婚时用的被单。
母亲一生只回过一次老家。她的唯一一次探亲之旅给她留下很坏的印象。新婚的母亲跟随父亲到了老家，村里人都来凑热闹，几个年轻人用锅底灰涂在母亲脸上。这种老家闹洞房的习俗在母亲老家却是犯了大忌。广昌有句俗语叫“打乌脸做人”，意即做人不要脸。把锅底灰涂在脸上，那不就是不要脸做人吗！我母亲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是不是脸色大变，使出她的看家本领，连同我父亲一起骂，骂得他们狗血淋头，让他们尴尬得溜之大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促使我母亲再也不想回老家。当然，我还记得一件事。我可以断定，就是这件事造成母亲对老家及老家人怀有更坏印象。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伯父一家在瑞金，过他们的农村生活，我家在广昌与他们相隔百里过自己的日子，但我母亲还是发了慈悲，想办法为我伯父在广昌养路队谋到了一份工作。伯父做了两个月，便说工作辛苦，想不干（那活确实又脏又累，每天沿着马路，用木耙把路边上的沙子推到路中央，半天下来，头发里眉毛上鼻孔里嘴巴里衣服上全是尘土）。母亲安慰他说，不会一直这样干下去，还会变换工种。伯父最终还是放弃了，找了个理由，说家里要收稻子，带着家人一去不复返。
我母亲的好意且花了一番神气弄好的工作被伯父弃之如敝屣，气得我母亲牙齿咬得咯咯响，按我母亲话说是把他们从“糠箩”里拽进“米箩”里，从吃农业粮变成吃商品粮，还领着工资，多好！可伯父却不领情！最后，我母亲给伯父的定性是好吃懒做，并宣布那边来的亲戚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母亲对伯父的评价，事实上是十分理性和恰当的。伯父寿年九十二岁，他的长寿估计与他一辈子无欲无求有关。他的人生哲学是，能动口的事决不动手，要动手的事尽量变为动口。所以每天的他都显得无所事事，家里农活他支使儿女们干，家务事妻子干。大家对他也不抱希望，因为让他干农活，他总把农活干得一团糟，栽禾苗歪七竖八，锄豆草把豆苗一起铲掉，挖红薯把每蔸红薯开肠破肚。他还能十天不洗脚捂在被窝里酣然入睡。
假如，伯父有一个好脾气，全家过日子也就相安无事，但他生性固执、刁蛮，所以免不了与家人吵架。我读大学时有记日记的习惯，我的“1982年7月16日”日记里记录了一次自己回老家时伯父与伯母吵架的事。伯父不善言辞，不像我的世婆与人吵架，舌底下如装有几本书，一页一页骂过去，不会重样，于是，伯父只能精益求精地骂伯母是“地主婆”。
地主婆在农村是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对人心狠手辣，是穷人的死对头。从这一骂法里，看得出伯父确实是气得不行，不过这种骂法也有毛病，伯母是地主婆，那伯父自己不就是地主了？都不是好人。
供图 谢平（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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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