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我母亲在新安供销社当营业员的时候，我记得文具角柜台下层放了三本长篇小说，一本是《金光大道》，一本是《青松岭》，还有一本记不清什么书名。两本记得名字的小说都拍成过电影，我也看过，但完全没有印象了，不过《青松岭》里的一首插曲我还记得：“长鞭吔，那个伊呀甩吔，啪啪地响呃，呃嘿依哟……”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么清楚，源于受我姐姐的影响。她喜欢抄歌，把喜爱的歌抄在一个硬壳笔记本里，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识谱（而学校教音乐的老师是兼课的老师，对识谱似懂非懂）。姐姐的歌抄本，算是我最早的纸质书之一。
这个年纪的我拥有最多的是连环画，连环画装了一药箱——赤脚医生背去出诊的木箱——后来这箱连环画失窃了，连怀疑的对象都没有，令我几天失魂落魄。
我上高中读的《骆驼祥子》是借小舅舅的，他当时在宁都师范读中专，这本书是他参加生物竞赛的奖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有关情爱的小说，里面的有些细节看得让人怦然心跳。这个时候，我大舅舅正为舅母抄写《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官方禁止出版的，当然书店里也不会有售，大舅舅是大队会计，他用他拨惯了算盘的手，一字一字很工整地抄写，抄写了一个月才算结束。
我的整个高中阶段很少接触课外的书籍，一则没时间，二则没机会，我甚至不知道学校的图书馆的位置，每天都沉浸在文科科目的背诵之中。直到大学期间，我发现有了很多自主的时间，我对文学的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向编辑部寄去稿件，在信封的右上角写上“邮资到付”。结果却让人扫兴，最乐观的一次是收到编辑部的修改意见，然后又没了下文。
我像得了重病的人一样，决定破釜沉舟、凤凰涅槃，于是我大量地阅读中外名家作品，并且去找写作技巧的书籍。我阅读的习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长篇巨著，我始终畏之如虎，因我集中不了精力，也没有耐性把它读完。于是，我就读短篇，读契诃夫、莫泊桑、普希金、毛姆、乔伊斯，读沈从文、巴金、梁实秋、胡适、林语堂。
我的大脑如同一口废弃的大瓦缸，不断投进去的文学养料，却沉寂了几十年，没有发酵，甚至连一个泡都没有冒起。然而它究竟不是坏的东西，就如同火腿，存储得要让表皮起了令人头皮发麻的霉菌，内里可能就会有闪现它价值的东西。
大学是我可以随心所欲接触大量书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图书馆做义务劳动，我们表现的很勤快，把书架上的歪歪倒倒的书本扶正，把书架四角抹得干干净净。我们跟图书管理员套近乎，想通过私人关系来获得一本我们一直想获得看的外面借不到的书：《金瓶梅》。
管理员是个中年女性，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不以为意。她说，我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本书，据说有，但被借走了。我们猜这个借走的人一定是有权威或者是有权势的。不过后来老师或者是同学说鲁迅推荐过一本书，叫《游仙窟》。该书在阅览室居然借到了。少年对性的幻想在书本上获得可能是最为安全私密而又勿需成本的。这本薄薄的单行本，鲁迅为它作序。据称为“淫书”第一书，其实比起明清《三言两拍》之类来，它不知有多含蓄委婉。
据说，人一辈子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读《百年孤独》。我读书也不在少数，然而，就是没有读过它。于是就去订购了这本书。对于外国的小说，我的兴趣更多在于它的语言表达上，翻译过来的东西意思上未免有些差池，但思维表达习惯却是有它独特之处。
每个人都有生活阅历，但要写到纸面上，却感觉功夫有些欠缺。这种欠缺就是运用语言表达上的欠缺，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我们被训练惯了的语言表达能力落入窠臼。我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仿佛在读外国小说，他的表达方式显然是带有异域风格，是他能运用自如表达内容的根本保证。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人说唱通俗歌曲就是要学外国人说中国话那样去咬字，现在很多新生代歌手确实是这样唱歌的，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特别，就会有人喜欢，就会有更多人去模仿。前提是，你要模仿甚或超越，关键在你彻底读通你要模仿甚或超越的东西，一本纸质书被你反反复复读烂，不失为好的途径。
在一部手机能满足所有需求的年代，我仍旧喜欢翻阅纸质的书籍，放在床头，随时翻阅，随意折叠。弃之，它不怨不恼；用之，它初心如故。
供图 谢平（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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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