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玉发
国民党统治时期，赣县地处赣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赣州镇为原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查区的重要据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任伪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方天是赣县五云乡人，其手下党徒众多、喽啰密布，各种反动势力及党团派系盘根错节，一呼百应。赣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和苦心经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敌人社会政治基础雄厚、匪特活动异常猖獗之地。
据统计，当时赣县几乎每个区都有“地下军”活动，共有匪特分子1300余人。 早在赣县解放前夕，敌人即有目的地制定所谓“应变”计划，策定“大埠为应变第一根据地，小坌为第二根据地”。1949年8月11日，当我解放大军临近赣州之际，赣县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廖上璠率部属和两个自卫中队200余人逃往大埠夏汶和小坌山区负隅顽抗，直到8月16日凌晨，被我军包围后缴械投降。
逃窜在赣县南部山区的大股敌人虽被消灭，但是由于这一带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赣县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残存的国民党匪特利用我地方武装力量尚未组建和地方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地处偏远的大埠、桃江、韩坊等地，收罗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惯匪及国民党散兵游勇，拼凑成立地下“反共救国军”，策划抢劫粮库，阴谋围攻政府，企图颠覆政权。
更为严重的是，活动在赣县南部山区的匪特们手中还持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其时，赣县的王母渡、大埠、韩坊、江口、沙地、沙石等多个区政府，被国民党地下“反共救国军”定为围攻目标。
1949年8月，江西省人民政府作出新的行政区划，把赣县44个乡，改划为8个行政区。王母渡、大埠、韩坊、新兴、王富、长演、小坌7个乡划为桃江区（区址设王母渡）。区政府共由5人组成，山东籍南下干部徐国通任区长（徐国通后于1952年任龙南县县长）。
徐国通等人于8月20日到达王母渡接管伪“区公所”时，当地尚有8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王母渡后留下的一个连驻守，这支部队在5天后被调离参加解放“两广”战斗。这样，在整个桃江区原7个乡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山区范围，新生的人民政权武装就只剩有5个人4枝手枪，力量显然十分薄弱。
根据桃江区的具体情况，县委要求该区迅速扩充一个连的兵力，作为区政府的武装力量。但是因为政工、军事干部力量和武器弹药不足等原因，筹建工作碰到较多困难。
1949年9月2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政委的赖传珠，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赣县大埠。桃江区区长徐国通组织人员，为赖传珠返乡事宜做了精心安排，在大埠当地借了几张木床，整理好地草铺；借了10担大米，在赖家祠堂院内砌好两个炉灶，并彻夜聆听了赖传珠的谈话。
赖传珠此次返乡共住了三天。临别前，他再次找桃江区的干部谈话，关切地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区长徐国通向赖传珠同志汇报了地方武装建设存在的困难，提出要部队派几个连、排干部，还想要几支美制卡宾枪等要求。赖传珠听后，马上从自己的警卫员身上卸下两支美式卡宾枪及50发子弹，交到徐国通手里。
紧接着，赖传珠又问要部队派连、排干部做什么？区长徐国通报告说：根据县委指示，要求我区扩兵一个连，兵源无问题，仅大埠乡的烈士子弟就足够（大埠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烈士达60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321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工和军事干部，想从部队派员解决。
赖传珠听后，表示一定考虑解决，并叮嘱区里的同志一周内到赣州找他。几天后，区长徐国通遵嘱，如约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驻赣州领导机关和赖传珠见面，赖传珠当即指令 四十八军派出某连指导员张玉生以及另外两位排长，赴桃江区参加扩军工作。
在赖传珠的关心下，桃江区10天左右就以大埠乡烈士子弟为主扩建了一个连的武装，由张玉生任指导员、代连长（张玉生后任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两位排长兼任军事教官。
桃江区这支一个连兵力的地方武装，是新中国成立后赣县地方人民武装成立时间最早（成立于1949年10月上旬，比县大队成立还早一个月）、兵员人数最多（100余人）、政治基础最纯（全是革命烈士子弟）、武器配备最好（部队支持和地方收缴）、政工和军事干部最强（有指导员、代连长、排长和军事教官）的区级地方人民武装。
在随后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维持社会治安、收缴反动武装、剿匪镇反、配合政府征粮及完成土地改革等方面，桃江区这支地方人民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大部分人还成了1949年11月成立的县武装大队骨干。
（本期图片来源于路开文化图库）
国民党统治时期，赣县地处赣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赣州镇为原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查区的重要据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任伪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方天是赣县五云乡人，其手下党徒众多、喽啰密布，各种反动势力及党团派系盘根错节，一呼百应。赣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和苦心经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敌人社会政治基础雄厚、匪特活动异常猖獗之地。
据统计，当时赣县几乎每个区都有“地下军”活动，共有匪特分子1300余人。 早在赣县解放前夕，敌人即有目的地制定所谓“应变”计划，策定“大埠为应变第一根据地，小坌为第二根据地”。1949年8月11日，当我解放大军临近赣州之际，赣县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廖上璠率部属和两个自卫中队200余人逃往大埠夏汶和小坌山区负隅顽抗，直到8月16日凌晨，被我军包围后缴械投降。
逃窜在赣县南部山区的大股敌人虽被消灭，但是由于这一带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赣县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后，残存的国民党匪特利用我地方武装力量尚未组建和地方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在地处偏远的大埠、桃江、韩坊等地，收罗反动党团骨干、特务、恶霸、惯匪及国民党散兵游勇，拼凑成立地下“反共救国军”，策划抢劫粮库，阴谋围攻政府，企图颠覆政权。
更为严重的是，活动在赣县南部山区的匪特们手中还持有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其时，赣县的王母渡、大埠、韩坊、江口、沙地、沙石等多个区政府，被国民党地下“反共救国军”定为围攻目标。
1949年8月，江西省人民政府作出新的行政区划，把赣县44个乡，改划为8个行政区。王母渡、大埠、韩坊、新兴、王富、长演、小坌7个乡划为桃江区（区址设王母渡）。区政府共由5人组成，山东籍南下干部徐国通任区长（徐国通后于1952年任龙南县县长）。
徐国通等人于8月20日到达王母渡接管伪“区公所”时，当地尚有8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王母渡后留下的一个连驻守，这支部队在5天后被调离参加解放“两广”战斗。这样，在整个桃江区原7个乡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山区范围，新生的人民政权武装就只剩有5个人4枝手枪，力量显然十分薄弱。
根据桃江区的具体情况，县委要求该区迅速扩充一个连的兵力，作为区政府的武装力量。但是因为政工、军事干部力量和武器弹药不足等原因，筹建工作碰到较多困难。
1949年9月2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政委的赖传珠，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赣县大埠。桃江区区长徐国通组织人员，为赖传珠返乡事宜做了精心安排，在大埠当地借了几张木床，整理好地草铺；借了10担大米，在赖家祠堂院内砌好两个炉灶，并彻夜聆听了赖传珠的谈话。
赖传珠此次返乡共住了三天。临别前，他再次找桃江区的干部谈话，关切地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区长徐国通向赖传珠同志汇报了地方武装建设存在的困难，提出要部队派几个连、排干部，还想要几支美制卡宾枪等要求。赖传珠听后，马上从自己的警卫员身上卸下两支美式卡宾枪及50发子弹，交到徐国通手里。
紧接着，赖传珠又问要部队派连、排干部做什么？区长徐国通报告说：根据县委指示，要求我区扩兵一个连，兵源无问题，仅大埠乡的烈士子弟就足够（大埠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烈士达60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321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工和军事干部，想从部队派员解决。
赖传珠听后，表示一定考虑解决，并叮嘱区里的同志一周内到赣州找他。几天后，区长徐国通遵嘱，如约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驻赣州领导机关和赖传珠见面，赖传珠当即指令 四十八军派出某连指导员张玉生以及另外两位排长，赴桃江区参加扩军工作。
在赖传珠的关心下，桃江区10天左右就以大埠乡烈士子弟为主扩建了一个连的武装，由张玉生任指导员、代连长（张玉生后任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两位排长兼任军事教官。
桃江区这支一个连兵力的地方武装，是新中国成立后赣县地方人民武装成立时间最早（成立于1949年10月上旬，比县大队成立还早一个月）、兵员人数最多（100余人）、政治基础最纯（全是革命烈士子弟）、武器配备最好（部队支持和地方收缴）、政工和军事干部最强（有指导员、代连长、排长和军事教官）的区级地方人民武装。
在随后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维持社会治安、收缴反动武装、剿匪镇反、配合政府征粮及完成土地改革等方面，桃江区这支地方人民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大部分人还成了1949年11月成立的县武装大队骨干。
（本期图片来源于路开文化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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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发，政协机关退休干部，赣州市地方史志专家库专家，独立完成或牵头组织多部赣州有关县（区）地方史志著述、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