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日龙
赣县英烈谱：肖运思，大埠乡高良村人，1897年生，1928年参加大埠农民武装起义，通信员。1929年被杀害于王母渡桃江渡口，终年32岁。
“站好，一个一个检查！”白狗子的吆喝声。
“妈妈！妈妈！”一个女孩的哭喊声。她被争相往前排队的大人们一挤，本来扯住母亲衣角的小手，被人挤开了，眼看母亲被人挤远，吓得她大声啼哭。
母亲听得哭声，赶紧转过身子，拨开人流，返回到女儿所站的地方。母亲抱住女儿的肩膀，一边宽慰她，一边向前面的渡口方向看，嘴里愤愤地骂道：“做孤做绝，做孤做绝，这些打霸鬼！”
这是1929年2月的一天，赣县王母渡圩。本来好好的一个圩日，四邻八乡的乡民来到圩上，或互相做些小交易，或趁圩与人打个照面，快到正午时，临近收圩，大家开始准备回家，有的往圩头走，有的往圩尾走，有的则来到位于圩上中段的渡口码头，要坐船过到河对岸，也有离圩远的，直接就是坐船来坐船回。
一队国民党兵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散圩的各个路口与码头的，他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用枪托不停地撞击着人群，吆喝着大家一个个排好队，等搜身检查过关后才可放行。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圩日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
肖运思也在赴圩的人群中。他出生于赣县大埠乡高良村大塘屋场，时年三十二岁。这天，他照例趁圩来到王母渡圩上，表面上是赴圩，实质上是收集国民党军队行踪，以及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幸存人员的情报，好通报给仍在暗处组织斗争的起义负责人。自1928年4月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一直做着此项工作，帮助和掩护了不少起义队员躲过国民党军队及返乡恶霸、土匪的追杀。
对王母渡圩，肖运思是再熟悉不过了。
肖运思一家居住在高良村大塘屋场，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家中一个与肖运思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大塘的保长。肖运思虽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为人老实，肯吃苦，吃着自家的饭，种着自家田地，从不欺负穷苦百姓，相反还很同情他们，有时候会偷偷的救济一下揭不开锅的乡邻乡亲。
当时，高良村大塘屋场归赣县长演乡（现韩坊乡长演村）管辖，毗邻王母渡乡，属白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大塘屋场隔壁、现同属高良村的湾里下组属大埠乡，为红区（共产党组织活动地区），大塘屋场即成“红”“白”两区交界处。
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主豪强势力强盛，穷苦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肖运思时常赴王母渡圩、韩坊圩，都能看到大街上乞讨的百姓，以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他心中气愤但却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会到大埠赴圩，大埠群众的日子尽管也非常清苦，但这一带的共产党活动早，群众的觉悟比较高，暗中涌动农民革命运动热潮。
1927年，肖运思去赴大埠圩，走到寒田（属大埠）的时候，碰到大埠农民协会骨干李勳仙在做群众发动工作，宣传消灭压迫剥削、减租减息，与“庶富佬”开展斗争等内容。肖运思一下子就被李勳仙宣传的思想吸引了，后来经过几次私下接触，李勳仙将肖运思拉入了农会。
接下来，肖运思又认识了李忠福、聂家祯、聂国伦、肖时恒、李勳祯等大埠农民协会骨干。考虑到肖运思人在“白”区、家族里又有人在做保长等特殊身份，农会组织大家开会的时候，决定肖运思不直接参加起义，隐藏身份，任杨西暴动队和高良村通信员，主要负责侦查白区敌情，以及从其兄长口中打探情况，为农会行动提供各种情报。
肖运思加入农会的事，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一个人，除了每天下田种地外，隔段时间，他还要利用晚上机会，一个人悄悄地赶到杨西秘密接头或开会。他提着一盏马灯，等过了屋场，走到没人的地方才点亮灯赶路，快到地方了，又把灯灭了，摸着黑走。肖运思每次来往杨西，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提供了大量农会有用的情报。
王母渡是赣县南山片区的中心乡，肖运思收集到的许多情报，都是他趁王母渡逢圩，假借赴圩打探收集到的。
“老表，你走不走啊？你不走，那我就到你前头去了哈！”一个老表的声音，在肖运思的后面小声地催促着。
肖运思裹挟在散圩的人流中，圩上突然的变故，让他的脚步自然而然就慢了下来。身后的这一问话，让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
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敌人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起义人员的搜捕，这次突然偷围王母渡圩，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这对于每一个参加过起义活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走，还是不走呢？
走肯定是要走的，不走，又能躲到哪里去？依这情形，等圩上的人走完后，这些国民党兵肯定还要挨家挨户搜寻的。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这些日子，他们又哪里会放过一丝蛛丝马迹，要是能抓住任何一个起义队员，那可是他们领赏发财的最好机会啊。
可这一走过去，万一？
“不行不行，要是这样磨磨蹭蹭，还更容易引起注意！”肖运思心里打了一个冷颤。
“走，走，你这个老表不要急啊，一个一个来。”肖运思假装镇静，对问他话的那个老表回答道。
肖运思随着排队的人流，一步一步地向王母渡桃江渡口码头走去。
圩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敌人已经搜捕到几个起义人员，更加大了对其他人的检查力度。突然，肖运思的大脑灵光一闪，他差点就脱口而出：“唉呀，我怕什么呢，自己一直都是隐蔽了身份的，没有暴露过啊！”
这一想，肖运思心里松了一口气。他一边随着人流慢慢往前走，一边回忆起往事。
1927年冬，杨西农会负责人李忠福接到秘密通知，各农会要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农会加紧了武器装备的准备等工作。
1928年2月17日下午四点，肖运思秘密赶到杨西瑶坑里开会，这次会议是行动前的最后一次动员部署会，要求全体起义人员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密切配合，听从指挥。
会上制定了具体的行军路线及相关工作。作为潜伏人员，肖运思报告了白区暂无异常的情况。根据安排，肖运思不直接参与战斗，而是继续回到白区收集情报。
会上，分发了参加起义人员要佩带的红布条。肖运思看见这一根根鲜红的红布条，想到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不禁感到有些失落。
“运思，你过来一下！”正在这时，李忠福把他叫到面前，同样郑重地递给他一根红布条。“这根红布条，你把它藏在自己身上。等起义胜利了，如果我们的人问起你，你就拿出来。它会证明，你同我们一样，都是不怕死的英雄，都是大埠穷苦人民的好儿郎！”
第二天，大埠农民武装起义首战胜利。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震惊了国民党统治者，吓坏了大埠及周边乡镇的土豪劣绅。肖运思得知战斗胜利，大为振奋，但为了不暴露，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奋。
为反扑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国民党调集军队攻打大埠，紧靠大埠的王母渡等乡局势很快变得紧张，当地土豪劣绅与大埠的土豪劣绅联合起来，组成还乡团，依仗国民党军的反动气焰，要反攻倒算。肖运思频繁往来于王母渡、大埠之间，把包括从他那无血缘关系兄长口中等处得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提供给起义队伍。
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因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数百名起义队员及其家人英勇牺牲，剩下的一部分起义队员被迫分散各地，一边躲藏，一边坚持开展斗争。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开始展开大搜查，到处都陷入白色恐怖当中。为帮助幸存起义人员躲避搜查，肖运思更加利用自己的隐藏身份频繁外出，有时候一出门就是好几天才回家。尽管这样，肖运思盘算了一下，感觉到自己还是没有隐藏得很好的，没有被人怀疑。
“站住，轮到你了！”肖运思还在回想，一把枪托砸在他身上。四个国民党兵围在他周围，两个负责问话和搜身，两个端着枪，枪口黑洞洞地指着他。
“哪个村的？”负责搜身的一个匪兵问道。
“长演高良村。”肖运思回答。
“有没有参加暴乱？”匪兵又问。
“没有。我不敢的。”肖运思心里一紧，随即镇定下来。
“没有就好，如果参加了，那就得刮了你的皮了！”匪兵咬牙切齿地恐吓道。
“把衣服解开来！”“裤头松一下！”“把鞋子脱下来！”两个匪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没有发现异常。其中一个匪兵又用枪托又砸了下肖运思的肩膀：“好，你可走了！”
肖运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抬脚就要走。正在这时，另一个匪兵突然像发现了什么，用枪一拦：“你再等一下！”
没等肖运思反应过来，这个匪兵一把将他扯了过去，抓住他的一只手臂，眼神落在肖运思身上穿的一件破袄的袖口处，上面缝了一个大补丁。匪兵捏住补丁上的一个缺口，用力一扯，哗，整个补丁就被他掀了起来。
“这是什么？！”匪兵大喊一声。
他这一喊，其他三个匪兵立时全围了上来，把肖运思控制得严严实实。
肖运思身上穿的那件破袄的袖口，大补丁一掀，里头缝着的是一根红彤彤的红布条。
肖运思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让他供出所知道的幸存起义人员下落，他只字未提。七天后，他与其他几名当日一起被捕的起义队员，被押解到王母渡桃江渡口。砰砰砰，其他几名起义队员壮烈牺牲在他面前。
“最后问你一次，还有哪些暴乱分子，他们藏在哪里？”敌人问。
肖运思最后看了看熟悉的桃江河，把头一仰。“你们要杀就杀，反正我不知道！”
“好吧，那就送你上西天！”敌人恼羞成怒，拉响了枪栓。
“等一下！”肖运思转过头，直盯盯地看住对方。“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那根红布条还回我？！”
“你想得美！”敌人狂叫道。
砰，枪声又响了。
枪声响后，肖运思缓缓地仰面倒了下去，头上溢出一股鲜血。这鲜血溢下来，溢过他的额头，溢过他的后脑，浸入他脑部忱着的沙土，越溢越大，越溢越浓。人们看见，这一摊鲜血，竟幻化为无数根鲜艳的红布条，齐刷刷地飞舞了起来，映红了肖运思倒下地方的整个上空。
（素材提供：大埠乡高良村肖承镁、李海明）
本期配图来源于路开文化图库
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
赣县英烈谱：肖运思，大埠乡高良村人，1897年生，1928年参加大埠农民武装起义，通信员。1929年被杀害于王母渡桃江渡口，终年32岁。
“站好，一个一个检查！”白狗子的吆喝声。
“妈妈！妈妈！”一个女孩的哭喊声。她被争相往前排队的大人们一挤，本来扯住母亲衣角的小手，被人挤开了，眼看母亲被人挤远，吓得她大声啼哭。
母亲听得哭声，赶紧转过身子，拨开人流，返回到女儿所站的地方。母亲抱住女儿的肩膀，一边宽慰她，一边向前面的渡口方向看，嘴里愤愤地骂道：“做孤做绝，做孤做绝，这些打霸鬼！”
这是1929年2月的一天，赣县王母渡圩。本来好好的一个圩日，四邻八乡的乡民来到圩上，或互相做些小交易，或趁圩与人打个照面，快到正午时，临近收圩，大家开始准备回家，有的往圩头走，有的往圩尾走，有的则来到位于圩上中段的渡口码头，要坐船过到河对岸，也有离圩远的，直接就是坐船来坐船回。
一队国民党兵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散圩的各个路口与码头的，他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用枪托不停地撞击着人群，吆喝着大家一个个排好队，等搜身检查过关后才可放行。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圩日被他们搅得鸡飞狗跳。
肖运思也在赴圩的人群中。他出生于赣县大埠乡高良村大塘屋场，时年三十二岁。这天，他照例趁圩来到王母渡圩上，表面上是赴圩，实质上是收集国民党军队行踪，以及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幸存人员的情报，好通报给仍在暗处组织斗争的起义负责人。自1928年4月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一直做着此项工作，帮助和掩护了不少起义队员躲过国民党军队及返乡恶霸、土匪的追杀。
对王母渡圩，肖运思是再熟悉不过了。
肖运思一家居住在高良村大塘屋场，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家中一个与肖运思没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大塘的保长。肖运思虽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在父母的影响下，从小为人老实，肯吃苦，吃着自家的饭，种着自家田地，从不欺负穷苦百姓，相反还很同情他们，有时候会偷偷的救济一下揭不开锅的乡邻乡亲。
当时，高良村大塘屋场归赣县长演乡（现韩坊乡长演村）管辖，毗邻王母渡乡，属白区（国民党统治地区）；大塘屋场隔壁、现同属高良村的湾里下组属大埠乡，为红区（共产党组织活动地区），大塘屋场即成“红”“白”两区交界处。
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主豪强势力强盛，穷苦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肖运思时常赴王母渡圩、韩坊圩，都能看到大街上乞讨的百姓，以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他心中气愤但却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会到大埠赴圩，大埠群众的日子尽管也非常清苦，但这一带的共产党活动早，群众的觉悟比较高，暗中涌动农民革命运动热潮。
1927年，肖运思去赴大埠圩，走到寒田（属大埠）的时候，碰到大埠农民协会骨干李勳仙在做群众发动工作，宣传消灭压迫剥削、减租减息，与“庶富佬”开展斗争等内容。肖运思一下子就被李勳仙宣传的思想吸引了，后来经过几次私下接触，李勳仙将肖运思拉入了农会。
接下来，肖运思又认识了李忠福、聂家祯、聂国伦、肖时恒、李勳祯等大埠农民协会骨干。考虑到肖运思人在“白”区、家族里又有人在做保长等特殊身份，农会组织大家开会的时候，决定肖运思不直接参加起义，隐藏身份，任杨西暴动队和高良村通信员，主要负责侦查白区敌情，以及从其兄长口中打探情况，为农会行动提供各种情报。
肖运思加入农会的事，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一个人，除了每天下田种地外，隔段时间，他还要利用晚上机会，一个人悄悄地赶到杨西秘密接头或开会。他提着一盏马灯，等过了屋场，走到没人的地方才点亮灯赶路，快到地方了，又把灯灭了，摸着黑走。肖运思每次来往杨西，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提供了大量农会有用的情报。
王母渡是赣县南山片区的中心乡，肖运思收集到的许多情报，都是他趁王母渡逢圩，假借赴圩打探收集到的。
“老表，你走不走啊？你不走，那我就到你前头去了哈！”一个老表的声音，在肖运思的后面小声地催促着。
肖运思裹挟在散圩的人流中，圩上突然的变故，让他的脚步自然而然就慢了下来。身后的这一问话，让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
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敌人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起义人员的搜捕，这次突然偷围王母渡圩，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这对于每一个参加过起义活动的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
走，还是不走呢？
走肯定是要走的，不走，又能躲到哪里去？依这情形，等圩上的人走完后，这些国民党兵肯定还要挨家挨户搜寻的。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的这些日子，他们又哪里会放过一丝蛛丝马迹，要是能抓住任何一个起义队员，那可是他们领赏发财的最好机会啊。
可这一走过去，万一？
“不行不行，要是这样磨磨蹭蹭，还更容易引起注意！”肖运思心里打了一个冷颤。
“走，走，你这个老表不要急啊，一个一个来。”肖运思假装镇静，对问他话的那个老表回答道。
肖运思随着排队的人流，一步一步地向王母渡桃江渡口码头走去。
圩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敌人已经搜捕到几个起义人员，更加大了对其他人的检查力度。突然，肖运思的大脑灵光一闪，他差点就脱口而出：“唉呀，我怕什么呢，自己一直都是隐蔽了身份的，没有暴露过啊！”
这一想，肖运思心里松了一口气。他一边随着人流慢慢往前走，一边回忆起往事。
1927年冬，杨西农会负责人李忠福接到秘密通知，各农会要准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农会加紧了武器装备的准备等工作。
1928年2月17日下午四点，肖运思秘密赶到杨西瑶坑里开会，这次会议是行动前的最后一次动员部署会，要求全体起义人员统一思想，服从大局，密切配合，听从指挥。
会上制定了具体的行军路线及相关工作。作为潜伏人员，肖运思报告了白区暂无异常的情况。根据安排，肖运思不直接参与战斗，而是继续回到白区收集情报。
会上，分发了参加起义人员要佩带的红布条。肖运思看见这一根根鲜红的红布条，想到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不禁感到有些失落。
“运思，你过来一下！”正在这时，李忠福把他叫到面前，同样郑重地递给他一根红布条。“这根红布条，你把它藏在自己身上。等起义胜利了，如果我们的人问起你，你就拿出来。它会证明，你同我们一样，都是不怕死的英雄，都是大埠穷苦人民的好儿郎！”
第二天，大埠农民武装起义首战胜利。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震惊了国民党统治者，吓坏了大埠及周边乡镇的土豪劣绅。肖运思得知战斗胜利，大为振奋，但为了不暴露，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奋。
为反扑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国民党调集军队攻打大埠，紧靠大埠的王母渡等乡局势很快变得紧张，当地土豪劣绅与大埠的土豪劣绅联合起来，组成还乡团，依仗国民党军的反动气焰，要反攻倒算。肖运思频繁往来于王母渡、大埠之间，把包括从他那无血缘关系兄长口中等处得到一些重要情报，及时提供给起义队伍。
大埠农民武装起义坚持一个多月后，终因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数百名起义队员及其家人英勇牺牲，剩下的一部分起义队员被迫分散各地，一边躲藏，一边坚持开展斗争。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豪绅开始展开大搜查，到处都陷入白色恐怖当中。为帮助幸存起义人员躲避搜查，肖运思更加利用自己的隐藏身份频繁外出，有时候一出门就是好几天才回家。尽管这样，肖运思盘算了一下，感觉到自己还是没有隐藏得很好的，没有被人怀疑。
“站住，轮到你了！”肖运思还在回想，一把枪托砸在他身上。四个国民党兵围在他周围，两个负责问话和搜身，两个端着枪，枪口黑洞洞地指着他。
“哪个村的？”负责搜身的一个匪兵问道。
“长演高良村。”肖运思回答。
“有没有参加暴乱？”匪兵又问。
“没有。我不敢的。”肖运思心里一紧，随即镇定下来。
“没有就好，如果参加了，那就得刮了你的皮了！”匪兵咬牙切齿地恐吓道。
“把衣服解开来！”“裤头松一下！”“把鞋子脱下来！”两个匪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没有发现异常。其中一个匪兵又用枪托又砸了下肖运思的肩膀：“好，你可走了！”
肖运思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抬脚就要走。正在这时，另一个匪兵突然像发现了什么，用枪一拦：“你再等一下！”
没等肖运思反应过来，这个匪兵一把将他扯了过去，抓住他的一只手臂，眼神落在肖运思身上穿的一件破袄的袖口处，上面缝了一个大补丁。匪兵捏住补丁上的一个缺口，用力一扯，哗，整个补丁就被他掀了起来。
“这是什么？！”匪兵大喊一声。
他这一喊，其他三个匪兵立时全围了上来，把肖运思控制得严严实实。
肖运思身上穿的那件破袄的袖口，大补丁一掀，里头缝着的是一根红彤彤的红布条。
肖运思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让他供出所知道的幸存起义人员下落，他只字未提。七天后，他与其他几名当日一起被捕的起义队员，被押解到王母渡桃江渡口。砰砰砰，其他几名起义队员壮烈牺牲在他面前。
“最后问你一次，还有哪些暴乱分子，他们藏在哪里？”敌人问。
肖运思最后看了看熟悉的桃江河，把头一仰。“你们要杀就杀，反正我不知道！”
“好吧，那就送你上西天！”敌人恼羞成怒，拉响了枪栓。
“等一下！”肖运思转过头，直盯盯地看住对方。“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那根红布条还回我？！”
“你想得美！”敌人狂叫道。
砰，枪声又响了。
枪声响后，肖运思缓缓地仰面倒了下去，头上溢出一股鲜血。这鲜血溢下来，溢过他的额头，溢过他的后脑，浸入他脑部忱着的沙土，越溢越大，越溢越浓。人们看见，这一摊鲜血，竟幻化为无数根鲜艳的红布条，齐刷刷地飞舞了起来，映红了肖运思倒下地方的整个上空。
（素材提供：大埠乡高良村肖承镁、李海明）
本期配图来源于路开文化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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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