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4月3日，天气晴好，一改前段时间的冷雨天气。因为疫情，两个兄弟无法回乡祭扫先人，清明就多了一份遗憾和无奈。
我们在本地的姐弟三人，先去祭扫父亲，把坟上的杂草割掉，上了香，烧了纸钱，在石碑上淋上大半瓶白酒。
父亲一生喜欢喝酒，到了老年，牙齿不好，要费牙齿的食物只能敬而远之；酒却是忠实伴侣，配上“棋子块”红烧肥肉，于他，就是最好的享受。
母亲的墓，前几年迁到“回归园”了。记得那天，我抱着刚火化了的母亲遗骨的骨灰罐，罐体的温热令我陡然想起玉浩置二的那首歌曲《请别走》：“因为能触摸到温暖的你而感到高兴，不要走，请不要走，永远都不要跟我说离开……”
母亲是三十六年前走的，时光逝去，它带给我的哀恸早已平复，但它还深埋在心底，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病给她带来长久的痛苦，虽然知道有一天她会离我们而去，但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住情绪，哭得天旋地转。安葬母亲的那天，我突然感到全身乏力，躺在山上久久缓不过劲来，之后就是大病一场。
母亲，何桂琼，一九三七年生人。她是外公长女，在她的兄弟姐妹甚至在父母面前说话都是很有份量，而在我们家，她的地位更是无可撼动。她像一位舵手，引领这个家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而我父亲充其量只是个摇桨的，顺流时还常常偷懒。
一九五二年，我父亲从宁都师资班分配到广昌工作，在一个村小当老师，我母亲是她的学生。据说，我父亲来广昌，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床破被子。不知是对老师的仰慕还是对我父亲身世的同情，或是为我父亲高大帅气迷惑抑或屈服我父亲的穷追不舍，总之，我母亲和我父亲走到了一起。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年轻的母亲生下她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第二年九月夭折了。生第三个孩子也遭受同样命运。其他五个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们——则一个个长大成人，为人父为人母。
我母亲的性格和能力，注定要成为这个家庭的领导者，而她的老师逐渐成了被领导者的角色，并且乐此不疲。在这种状况下，我父亲有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参考消息》，他不放过每张报纸的任何一个资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版面中缝，里面的内容都是他酒桌上的谈资。
我父亲的口才，只有在喝酒的过程中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余时间则是少言寡语，鲜有交际。我父亲他们，当时成立了一个什么“培训小组”（我父亲为小组会计），与他一起喝酒的，大多为小组成员。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父亲他们到底培训什么，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一点，喝酒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重要“培训”内容之一。
我不清楚我母亲参加工作的经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公教她自小学习珠算起了作用。总之，她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一直在新安供销社当营业员。
比起周边人，因父母都有一份工资，我们家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过得极为节俭。我上高一的时候，还穿过一条屁股补了蒲扇一样大补丁的裤子，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心里念着“何桂琼，何桂琼”这三个字，以此来发泄不满。
一九八O年，我考上大学，母亲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得谦和了，说话也带着商量的口气，令我一时适应不了。
还是回到今年的4月3日这天来。我们在母亲的墓前放置了小花篮。墓碑上母亲的遗像是她四十来岁的照片，我突然发现，我的前额、眼睛，和母亲十分相像。母亲的去世给我造成悲伤打击，除了亲缘，我更多的是自责。在母亲病重那段岁月，作为一个儿子，我给予她应有的体贴与关心了吗？没有，没有，相反，还想对她抱有不切实际的依赖。
母亲如果还健在，已经是八十有五。我想像不出她衰老的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会力尽所能，继续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拖累。
摄影 吕建民（路开文化）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4月3日，天气晴好，一改前段时间的冷雨天气。因为疫情，两个兄弟无法回乡祭扫先人，清明就多了一份遗憾和无奈。
我们在本地的姐弟三人，先去祭扫父亲，把坟上的杂草割掉，上了香，烧了纸钱，在石碑上淋上大半瓶白酒。
父亲一生喜欢喝酒，到了老年，牙齿不好，要费牙齿的食物只能敬而远之；酒却是忠实伴侣，配上“棋子块”红烧肥肉，于他，就是最好的享受。
母亲的墓，前几年迁到“回归园”了。记得那天，我抱着刚火化了的母亲遗骨的骨灰罐，罐体的温热令我陡然想起玉浩置二的那首歌曲《请别走》：“因为能触摸到温暖的你而感到高兴，不要走，请不要走，永远都不要跟我说离开……”
母亲是三十六年前走的，时光逝去，它带给我的哀恸早已平复，但它还深埋在心底，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病给她带来长久的痛苦，虽然知道有一天她会离我们而去，但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控制不住情绪，哭得天旋地转。安葬母亲的那天，我突然感到全身乏力，躺在山上久久缓不过劲来，之后就是大病一场。
母亲，何桂琼，一九三七年生人。她是外公长女，在她的兄弟姐妹甚至在父母面前说话都是很有份量，而在我们家，她的地位更是无可撼动。她像一位舵手，引领这个家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而我父亲充其量只是个摇桨的，顺流时还常常偷懒。
一九五二年，我父亲从宁都师资班分配到广昌工作，在一个村小当老师，我母亲是她的学生。据说，我父亲来广昌，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床破被子。不知是对老师的仰慕还是对我父亲身世的同情，或是为我父亲高大帅气迷惑抑或屈服我父亲的穷追不舍，总之，我母亲和我父亲走到了一起。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年轻的母亲生下她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第二年九月夭折了。生第三个孩子也遭受同样命运。其他五个孩子——我的兄弟姐妹们——则一个个长大成人，为人父为人母。
我母亲的性格和能力，注定要成为这个家庭的领导者，而她的老师逐渐成了被领导者的角色，并且乐此不疲。在这种状况下，我父亲有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参考消息》，他不放过每张报纸的任何一个资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版面中缝，里面的内容都是他酒桌上的谈资。
我父亲的口才，只有在喝酒的过程中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余时间则是少言寡语，鲜有交际。我父亲他们，当时成立了一个什么“培训小组”（我父亲为小组会计），与他一起喝酒的，大多为小组成员。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父亲他们到底培训什么，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一点，喝酒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重要“培训”内容之一。
我不清楚我母亲参加工作的经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公教她自小学习珠算起了作用。总之，她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一直在新安供销社当营业员。
比起周边人，因父母都有一份工资，我们家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过得极为节俭。我上高一的时候，还穿过一条屁股补了蒲扇一样大补丁的裤子，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心里念着“何桂琼，何桂琼”这三个字，以此来发泄不满。
一九八O年，我考上大学，母亲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得谦和了，说话也带着商量的口气，令我一时适应不了。
还是回到今年的4月3日这天来。我们在母亲的墓前放置了小花篮。墓碑上母亲的遗像是她四十来岁的照片，我突然发现，我的前额、眼睛，和母亲十分相像。母亲的去世给我造成悲伤打击，除了亲缘，我更多的是自责。在母亲病重那段岁月，作为一个儿子，我给予她应有的体贴与关心了吗？没有，没有，相反，还想对她抱有不切实际的依赖。
母亲如果还健在，已经是八十有五。我想像不出她衰老的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会力尽所能，继续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拖累。
摄影 吕建民（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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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