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北京
（接上期）
入住东方肝胆医院
东方肝胆医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就近还有长海医院等大医院。打车到了东方肝胆医院已十一点多了，直奔介入科，找到那个教授，他正在办公室接待病号，办公室不大，已被满脸愁容的病人和家属挤满了，我们只好先退出在走廊等着。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逮住一个空隙与教授对上了话，转告了妻子同事的问候。教授很热情的接过磁共振图像，仔细看了看：“8.3cm✘9.7cm，你这个是巨块型肿瘤，直接手术难以完全切除，应该先做一个介入，再看它缩小的程度，随后决定是否手术。”
他看着我们焦虑的表情，安慰道：“巨块型更不容易复发，介入治疗后能手术就OK啦，存活概率很高的，十几、几十年的都有。这样，今天星期天，明天先安排你住下来，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后天安排介入手术。”听了教授的话，我和妻子都稍微放松了一点。
中午就在医院旁边吃了点，胃口不好，也就意思一下。医院门口有许多人手拿写着“租房”的纸板，招揽着生意，我们过去问了一下价格，单间带公共厨房卫生间的80多元一天，有独立卫生间厨房的120元一天。
谈好价，房东带我们去住处，走去似乎有点远，大概有个二十分钟路程，不过还清静。房子在二楼，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住房有空调，床上铺着凉席，还有薄被、毛巾毯，厨房用具齐全。
房东告诉我们旁边有不大的市场，买菜买米买油都方便。六月的天很热了，我们赶紧打开空调睡了一个午觉。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人也精神了一些。我们下楼去买了一点米面油什么的，晚上就煮上了面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去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到了医院，几个窗口都排了长长的队，排队的有的是病人，有的是家属，在远处还有许多满脸病容的坐在行李包上，等待着办好手续入住。
我们大约花了四五十分钟办好入院手续，去了介入科。护士安排进了一个病房，病房有两张床，靠窗户的那张床已经躺着一个病号。
这个病号大概六十左右年纪，脸色蜡黄，灰暗，呈现出那种肝损伤严重的特有的肤色。不过他很乐观，说自己就是肝脏里长了几颗小水痘，没啥事，到这里逛逛就回去。
住下来后，相互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吉林的，姓尉，就一个女儿，是女婿和自己老伴陪他来的，住进来几天了，因为有黄疸，这几天都在打退黄的针剂，明天就可以做介入治疗啦。
聊着天，护士来叫我去做例行检查。
护士挨个到病房通知刚入院的病号去做检查，病号都以床号称呼，叫到号的病人集中在走廊上排好队。我看了看一溜儿有十几个，个个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如果走上街，路人会以为是哪个监狱跑出来的犯人，只是没有剃光头而已。
其实我们这些病号都清楚，自己就是一个“死刑犯”，只不过是每个人缓期时间的长短各有不同罢了。
大家列队走向体检中心，途中有个病号喊起号子：“一二一，一二一！”大家绷紧的脸挤出一丝笑容，都被这个病号的乐观情绪感染了。
到了体检中心，拿着体检单走向不同的体检科室，有的科室人少，有的排着长长的队。有护工在人群中穿梭，协助病号联系医生。到了做CT处，队伍更长了，据说排号已到下午四点左右。
长久的等待令人焦虑不安，正在郁闷时，一个护工走了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联系，可以将排号提前，只要表示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没有想到这样的大医院也有这种“暗箱操作”，钱确实能帮助到你。
经过护工一番进进出出的操作，我很快做完了CT检查。回到病房，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等待着入院检查结果。
大概下午四点左右，主管护士走进病房通知我，转氨酶有点高，DNA病毒正在复制，甲胎3000多。这个结果和我来上海之前做的有关检查是一致的。
教授说先打几天点滴，把有关数值降下来再做介入。遵医嘱连续打了几天点滴，再复查，转氨酶基本恢复正常。
这几天睡眠也好多了。刚入院时的几天，都是听着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渐渐入眠的，李娜的演唱音色亮丽无暇，情感高亢深远，她演唱的这首《南无阿弥陀佛》如泣如诉，委婉动人，声音空灵宛如天籁之音，传达着对生命通透的诠释，告诫众生生性应该平和安详宁静。
李娜歌声中流露出的对生命变化无常的无奈与哀怨，和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多么的吻合呀，听着听着，身心豁然开来，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油然而生，渐渐地，渐渐地，心灵在净化，空明如镜，人也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可以这样说，是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完成第一次介入手术和结束第一次住院
教授说可以做介入了，他报了药价，有两种选择：国产的八千多；进口药一万多，接近两万。我和妻子商量，我认为国产药也行，不要花费太多，这个病，所谓治疗也是寻求一种安慰的。妻子坚决要进口药，人没了，要钱干嘛呢。
拗不过她，一切都由她去拿主意啦，从来大事不过问的她，现在是大小事统管了，娇小的妻子，仿佛一下子强大起来了。
邻床来自吉林的病号是前一天做的介入，看着他介入治疗后的反应，我心里顿生恐惧。他连续的呕吐，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到了饭点，却没有一丝食欲，强制吃下一点东西，不一会儿又吐啦。他说肝脏有强烈的灼热感，难以入睡。
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真有点要打退堂鼓了。但是，事已至此，还能有其他选择么？
七月五日下午，教授特意提醒我：“明天上午做介入，早饭后洗个澡，做好准备。”
2010年7月6日上午9点左右，在护士引导下来到一楼手术室，教授和他的助手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我躺在了手术台上，说是手术台，也就似一行军床，窄小得很。教授跟我聊着天，说到肝癌，他倒是司空见惯，轻描淡写，就像是一普通感冒似的。
他说你别紧张，只要半小时就OK啦，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在你大腿根部主动脉开一小口，将药物注射进去就完事了，我会亲自操作的，放心好了。
聊着天，那头已打好麻药了，我心里默念着菩萨圣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确实没有多久，只听教授说了一句“OK啦！”接着有护工推着平车进来，把我推出了手术室。
护工没有把我推进原来的病房，而是推到了三楼防辐射的隔离病房。这个隔离病房也是两张病床，配有电视机，房间比一般病房装修要特殊得多，墙壁都是防辐射材料包装的，甚至连门都是用厚厚的材料包裹着，家属进来送吃送喝的都要穿防辐射服。
几个小时后，身体就有了重大反应：一是想吐又吐不出；二是全身灼热感强烈，持续发烧；三是严重影响睡眠。
肝脏损伤严重就要靠睡眠修补，越是睡不好越会影响肝脏的代谢。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就打开播放器，将声音调低，反复播放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
另一张病床是头一天进来的，五十来岁，说起怎么查出肝癌来的，也是一声叹息：“老家在江苏，儿子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就和老伴一起过去帮帮儿子，带孩子，看厂子，时不时和三两朋友出去喝喝酒，日子可谓惬意。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胃口渐渐不行了，酒量也下降了，在家人劝导下去做了一个体检，这不，就进这里来了。”
他说一做完介入，反应忒厉害，过了一天稍好一点，在隔离病房呆三天就可以出院。我由于反应太厉害，浑身难受无力，聊天也无法坚持下去，只能躺着翻来覆去的。
迷迷糊糊听到临床病号正在给谁打着电话：“喂！老朋友呀，少去喝酒了，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就是喝酒喝坏了身体，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呀！”一会儿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老朋友呀，工作悠着点，不要太拼命，身体是本钱，单位缺了你照样运转，而家庭缺你不得，你可是顶梁柱呀，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这些话都是金科玉律，只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才能真正能体会个中切肤之痛，平时身体正常的人，又有谁会在意呢！
恰好这段时间正是南非世界杯期间，晚上睡不着就看世界杯。无奈熬夜，不是自己所愿，到了白天又是昏沉沉的，尽管几餐都没怎么吃东西了，可是看了送进来的午饭仍然没有胃口，好在还点滴了营养液，否则原本瘦骨嶙峋的身子更是轻飘飘的。
隔壁几个病房都陆续住满了，走廊里守侯的家属也多了起来。妻子和她们一样，整天守在走廊上，晚上就租一小床睡在门口。家属们没事的时候就互相交流如何调理饮食，哪里哪里有什么偏方可以试一试，反正只要有一点有用的信息都不放过，还约定以后多电话联系，多沟通，可谓是心力交瘁。
一人病倒，众人受累。
7月8日，上午教授查房，他貌似轻松地说：“今晚再看一场世界杯比赛，你就可以回去啦。”
这样就可以出院啦？我还发烧呢，食欲不振呢，浑身乏力呢，如何是好呀。
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离开医院就渺茫无助了。但教授说回去静养，没有必要常住在医院。接着又交代：“给你开一些塞肛的退烧药，再开一些复肝药，在家静养，休息好，一个月后再来复查。”
晚上又在隔离病房熬夜看了德国与西班牙的比赛，最喜爱的德国队被淘汰了。人生亦如球赛，不断地有人被踢出局，我，会不会也被淘汰呢，一切都是未知，就如德国队一样，即使有体能有技术，但也要有运气呀！
我和肿瘤君的这场赛事绝不能输，祈祷好运在我这边。
7月9日上午，仍然还发低烧，在护士的催促下去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出租屋，盘算着如何回去，火车是坐不成了，连续几天的票都已售完，只有坐飞机了。
这之前，也曾有个想法：带着妻子坐飞机去外面游玩，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遗憾的是人生还不到一半，有许多愿望都还来不及实现，哪怕是最微小的承诺都可能没有机会兑现。不仅如此，还要让我的妻子去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为我焦虑忧伤，为我忙前忙后。
而她却没有一丝怨言，反而说:“你只要好好的，乖乖的，我再苦再累都能忍受。你在，天就在。你要放下包袱，乐观面对，有许多人都挺过来了，恢复得如常人一样，你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妻子的话让我觉得好好活着已经是一份责任，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的家人，我必须好好活着，余下的时光就是保证活着，因为我是家人的“天”，唯有如此，才能对得住家人的付出。
在出租屋里又住了一天，7月11日，我和妻子坐上了飞机。
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不是出去旅行，而是回家，是的，回家，我们共同的家。
（未完待续）
摄影 祥瑞（路开文化）
肖北京，1983年毕业于原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现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中学高级教师。现居江西于都。
★往期回顾：【路开原创】我的十二年抗癌经历（一/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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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东方肝胆医院
东方肝胆医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就近还有长海医院等大医院。打车到了东方肝胆医院已十一点多了，直奔介入科，找到那个教授，他正在办公室接待病号，办公室不大，已被满脸愁容的病人和家属挤满了，我们只好先退出在走廊等着。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逮住一个空隙与教授对上了话，转告了妻子同事的问候。教授很热情的接过磁共振图像，仔细看了看：“8.3cm✘9.7cm，你这个是巨块型肿瘤，直接手术难以完全切除，应该先做一个介入，再看它缩小的程度，随后决定是否手术。”
他看着我们焦虑的表情，安慰道：“巨块型更不容易复发，介入治疗后能手术就OK啦，存活概率很高的，十几、几十年的都有。这样，今天星期天，明天先安排你住下来，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后天安排介入手术。”听了教授的话，我和妻子都稍微放松了一点。
中午就在医院旁边吃了点，胃口不好，也就意思一下。医院门口有许多人手拿写着“租房”的纸板，招揽着生意，我们过去问了一下价格，单间带公共厨房卫生间的80多元一天，有独立卫生间厨房的120元一天。
谈好价，房东带我们去住处，走去似乎有点远，大概有个二十分钟路程，不过还清静。房子在二楼，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住房有空调，床上铺着凉席，还有薄被、毛巾毯，厨房用具齐全。
房东告诉我们旁边有不大的市场，买菜买米买油都方便。六月的天很热了，我们赶紧打开空调睡了一个午觉。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人也精神了一些。我们下楼去买了一点米面油什么的，晚上就煮上了面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去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到了医院，几个窗口都排了长长的队，排队的有的是病人，有的是家属，在远处还有许多满脸病容的坐在行李包上，等待着办好手续入住。
我们大约花了四五十分钟办好入院手续，去了介入科。护士安排进了一个病房，病房有两张床，靠窗户的那张床已经躺着一个病号。
这个病号大概六十左右年纪，脸色蜡黄，灰暗，呈现出那种肝损伤严重的特有的肤色。不过他很乐观，说自己就是肝脏里长了几颗小水痘，没啥事，到这里逛逛就回去。
住下来后，相互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是吉林的，姓尉，就一个女儿，是女婿和自己老伴陪他来的，住进来几天了，因为有黄疸，这几天都在打退黄的针剂，明天就可以做介入治疗啦。
聊着天，护士来叫我去做例行检查。
护士挨个到病房通知刚入院的病号去做检查，病号都以床号称呼，叫到号的病人集中在走廊上排好队。我看了看一溜儿有十几个，个个穿着蓝白相间条纹的病号服，如果走上街，路人会以为是哪个监狱跑出来的犯人，只是没有剃光头而已。
其实我们这些病号都清楚，自己就是一个“死刑犯”，只不过是每个人缓期时间的长短各有不同罢了。
大家列队走向体检中心，途中有个病号喊起号子：“一二一，一二一！”大家绷紧的脸挤出一丝笑容，都被这个病号的乐观情绪感染了。
到了体检中心，拿着体检单走向不同的体检科室，有的科室人少，有的排着长长的队。有护工在人群中穿梭，协助病号联系医生。到了做CT处，队伍更长了，据说排号已到下午四点左右。
长久的等待令人焦虑不安，正在郁闷时，一个护工走了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联系，可以将排号提前，只要表示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没有想到这样的大医院也有这种“暗箱操作”，钱确实能帮助到你。
经过护工一番进进出出的操作，我很快做完了CT检查。回到病房，躺在病床上，静静地等待着入院检查结果。
大概下午四点左右，主管护士走进病房通知我，转氨酶有点高，DNA病毒正在复制，甲胎3000多。这个结果和我来上海之前做的有关检查是一致的。
教授说先打几天点滴，把有关数值降下来再做介入。遵医嘱连续打了几天点滴，再复查，转氨酶基本恢复正常。
这几天睡眠也好多了。刚入院时的几天，都是听着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渐渐入眠的，李娜的演唱音色亮丽无暇，情感高亢深远，她演唱的这首《南无阿弥陀佛》如泣如诉，委婉动人，声音空灵宛如天籁之音，传达着对生命通透的诠释，告诫众生生性应该平和安详宁静。
李娜歌声中流露出的对生命变化无常的无奈与哀怨，和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多么的吻合呀，听着听着，身心豁然开来，那种无欲无求的状态油然而生，渐渐地，渐渐地，心灵在净化，空明如镜，人也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可以这样说，是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完成第一次介入手术和结束第一次住院
教授说可以做介入了，他报了药价，有两种选择：国产的八千多；进口药一万多，接近两万。我和妻子商量，我认为国产药也行，不要花费太多，这个病，所谓治疗也是寻求一种安慰的。妻子坚决要进口药，人没了，要钱干嘛呢。
拗不过她，一切都由她去拿主意啦，从来大事不过问的她，现在是大小事统管了，娇小的妻子，仿佛一下子强大起来了。
邻床来自吉林的病号是前一天做的介入，看着他介入治疗后的反应，我心里顿生恐惧。他连续的呕吐，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到了饭点，却没有一丝食欲，强制吃下一点东西，不一会儿又吐啦。他说肝脏有强烈的灼热感，难以入睡。
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我真有点要打退堂鼓了。但是，事已至此，还能有其他选择么？
七月五日下午，教授特意提醒我：“明天上午做介入，早饭后洗个澡，做好准备。”
2010年7月6日上午9点左右，在护士引导下来到一楼手术室，教授和他的助手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我躺在了手术台上，说是手术台，也就似一行军床，窄小得很。教授跟我聊着天，说到肝癌，他倒是司空见惯，轻描淡写，就像是一普通感冒似的。
他说你别紧张，只要半小时就OK啦，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在你大腿根部主动脉开一小口，将药物注射进去就完事了，我会亲自操作的，放心好了。
聊着天，那头已打好麻药了，我心里默念着菩萨圣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确实没有多久，只听教授说了一句“OK啦！”接着有护工推着平车进来，把我推出了手术室。
护工没有把我推进原来的病房，而是推到了三楼防辐射的隔离病房。这个隔离病房也是两张病床，配有电视机，房间比一般病房装修要特殊得多，墙壁都是防辐射材料包装的，甚至连门都是用厚厚的材料包裹着，家属进来送吃送喝的都要穿防辐射服。
几个小时后，身体就有了重大反应：一是想吐又吐不出；二是全身灼热感强烈，持续发烧；三是严重影响睡眠。
肝脏损伤严重就要靠睡眠修补，越是睡不好越会影响肝脏的代谢。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就打开播放器，将声音调低，反复播放李娜的《南无阿弥陀佛》。
另一张病床是头一天进来的，五十来岁，说起怎么查出肝癌来的，也是一声叹息：“老家在江苏，儿子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就和老伴一起过去帮帮儿子，带孩子，看厂子，时不时和三两朋友出去喝喝酒，日子可谓惬意。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胃口渐渐不行了，酒量也下降了，在家人劝导下去做了一个体检，这不，就进这里来了。”
他说一做完介入，反应忒厉害，过了一天稍好一点，在隔离病房呆三天就可以出院。我由于反应太厉害，浑身难受无力，聊天也无法坚持下去，只能躺着翻来覆去的。
迷迷糊糊听到临床病号正在给谁打着电话：“喂！老朋友呀，少去喝酒了，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就是喝酒喝坏了身体，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呀！”一会儿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老朋友呀，工作悠着点，不要太拼命，身体是本钱，单位缺了你照样运转，而家庭缺你不得，你可是顶梁柱呀，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这些话都是金科玉律，只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才能真正能体会个中切肤之痛，平时身体正常的人，又有谁会在意呢！
恰好这段时间正是南非世界杯期间，晚上睡不着就看世界杯。无奈熬夜，不是自己所愿，到了白天又是昏沉沉的，尽管几餐都没怎么吃东西了，可是看了送进来的午饭仍然没有胃口，好在还点滴了营养液，否则原本瘦骨嶙峋的身子更是轻飘飘的。
隔壁几个病房都陆续住满了，走廊里守侯的家属也多了起来。妻子和她们一样，整天守在走廊上，晚上就租一小床睡在门口。家属们没事的时候就互相交流如何调理饮食，哪里哪里有什么偏方可以试一试，反正只要有一点有用的信息都不放过，还约定以后多电话联系，多沟通，可谓是心力交瘁。
一人病倒，众人受累。
7月8日，上午教授查房，他貌似轻松地说：“今晚再看一场世界杯比赛，你就可以回去啦。”
这样就可以出院啦？我还发烧呢，食欲不振呢，浑身乏力呢，如何是好呀。
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离开医院就渺茫无助了。但教授说回去静养，没有必要常住在医院。接着又交代：“给你开一些塞肛的退烧药，再开一些复肝药，在家静养，休息好，一个月后再来复查。”
晚上又在隔离病房熬夜看了德国与西班牙的比赛，最喜爱的德国队被淘汰了。人生亦如球赛，不断地有人被踢出局，我，会不会也被淘汰呢，一切都是未知，就如德国队一样，即使有体能有技术，但也要有运气呀！
我和肿瘤君的这场赛事绝不能输，祈祷好运在我这边。
7月9日上午，仍然还发低烧，在护士的催促下去办了出院手续。
回到出租屋，盘算着如何回去，火车是坐不成了，连续几天的票都已售完，只有坐飞机了。
这之前，也曾有个想法：带着妻子坐飞机去外面游玩，真正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遗憾的是人生还不到一半，有许多愿望都还来不及实现，哪怕是最微小的承诺都可能没有机会兑现。不仅如此，还要让我的妻子去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为我焦虑忧伤，为我忙前忙后。
而她却没有一丝怨言，反而说:“你只要好好的，乖乖的，我再苦再累都能忍受。你在，天就在。你要放下包袱，乐观面对，有许多人都挺过来了，恢复得如常人一样，你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妻子的话让我觉得好好活着已经是一份责任，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的家人，我必须好好活着，余下的时光就是保证活着，因为我是家人的“天”，唯有如此，才能对得住家人的付出。
在出租屋里又住了一天，7月11日，我和妻子坐上了飞机。
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不是出去旅行，而是回家，是的，回家，我们共同的家。
（未完待续）
摄影 祥瑞（路开文化）
▼
肖北京，1983年毕业于原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现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中学高级教师。现居江西于都。
★往期回顾：【路开原创】我的十二年抗癌经历（一/肖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