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五年级暑假的时候，我妈叫我去跟姐姐作伴。
我姐下放在新安公社楂林村，我在那里帮姐姐做饭，能用小炉子焖出软硬合适，又不烧焦的米饭，还去农田拣拾稻穗，这些稻穗最终被熬成谷烧酒，为我父亲享用。
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因此错过了学校的毕业茶话会。回到家，我的同学替我包的几颗硬糖、几块咸饼，还放在我的书桌上。
楂林村村头河边有一户人家，它与半山腰的村庄相距五百米左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户人家男主人得过“麻风病”，估计这便是他一家不能入村居住的原因。传说“麻风病”有极强传染性，所以有“麻疯挨不得”的俗语。
他很少与人来往，也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农活。他只在自留地里种些蔬菜，吃的是救济粮。他的自留地紧靠农田，农田里的男女一边谈笑一边插秧，他则弯着腰，用锋利的锄头刨草。
他的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在他染上那种病就开始了。他似乎不用自我封闭，别人早已避之不及。“赤牯！”有人在喊他，他侧转身，看到队长站在水田里，手拢在嘴边。他应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后面的话——队长没事是不会跟他说话的。
果然，队长又说话了：“洗粪桶的水莫倒在沟里。”
赤牯嘀咕了一句“我的病好了，还防什么呢？”
“听见没？”队长又补充了一句。
赤牯回家的时候正好碰上我，他挑着空粪桶迎面走来，我闪到一边，等他过去。他走到我身边停下来，我一阵紧张，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他，我发现他搭在扁担上的手背有些变形。
“别怕，我的病好了！”他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我病没好，政府也不会放我回来，还会在‘麻风寮’里呆。”
我听说过“麻风寮”的故事。那是一些麻风病人住的地方，远在深山与世隔绝，严重的病人烂手烂脚，医好了也会落下残疾。
他的温和的语气平复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似乎很有兴致与我说话。在他夸我年纪小能干的时候，我觉得他真能做一个朋友，有那么一刻，有了想到他家去看看的冲动。
我跟在他后面，他的宽大短裤里两只脚杆细瘦，右脚肚有一条凸兀的筋像蛇一样附在他腿上。我打了一个寒战，打消了去他家看看的念头。
生产队队部在晚上八点钟就热闹起来，各家老小吃完饭洗完澡就往队部聚。女人们不闲着，拿了鞋底去纳或拿毛线去织；男人们则带好烟丝、烟纸，准备与其他烟鬼分享着抽。他们按照常坐的位子坐好，队长则坐在长条桌的上方，这个位置是主座，没人敢抢。
队长的职位是推举出来的，他的威信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有时还要沾一下父辈的光。因此，他更多的时候是要为大家着想，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做事公平公正，说话的时候有人听从，不说话的时候，别人也能从中揣摩出他的意思。农忙的时候他是个强劳力，犁田、耙田、插秧、割稻样样在行；农闲时候兴修水利、进山烧炭他打头阵。
坐在队长边上的是会计，他负责在每个人的工分本上记工分。男劳力和女劳力的底分不一样，每天出工的分数就有男女的差别、强劳力和一般劳力的差别。每人当天分数多少由队长口头说出来，大家没有意见，会计就记上了。
工分记到一半的时候，赤牯进来了。他感觉到众人的眼光如同两排栅栏，让他只能侧身而行，他想找一个座位，但是四周都没有他坐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该站在哪个地方，好在队长给他打了一个招呼，让他摆脱了一下尴尬的局面。
他说话了，他话里的意思是，要跟大家一样出工。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只含在喉咙里，但是，这话还是让人听见了。他听到“嗬”的一声，这是异口同声发出的声响，如排山倒海的巨浪要把他淹没。
他感觉到从脚底有一股血冲向头顶，他的脚在不停地颤抖，他几乎站立不稳，眼前的人脸也模糊不清。他跌跌撞撞夺路而逃。
队部顿时安静下来，只有头顶上的气灯在吱吱作响。没有谁出头拒绝他，那众人嘴里同时发出的“嗬”的一声，是那样的整齐，并带了一致的意味。他夺门而逃，仅仅是一会儿功夫，大家又变得心安理得，恢复了说笑。
赤牯走出队部，并没十分气恼，他料定有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这种结局得到印证罢了。他唯一感到懊悔的是，他口袋里还揣着一份证明，那是医院出具的证明，有鲜红的印章，证明他的病已经痊愈了。他如果当时能镇定下来，拿出来给队长或者向大家传阅，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了。但他没有勇气再回头，他也不想再踏进队部。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听说他携全家搬到别处去居住了，那个地方估计是能容纳他的。
摄影 吕建民（路开文化）
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
五年级暑假的时候，我妈叫我去跟姐姐作伴。
我姐下放在新安公社楂林村，我在那里帮姐姐做饭，能用小炉子焖出软硬合适，又不烧焦的米饭，还去农田拣拾稻穗，这些稻穗最终被熬成谷烧酒，为我父亲享用。
我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因此错过了学校的毕业茶话会。回到家，我的同学替我包的几颗硬糖、几块咸饼，还放在我的书桌上。
楂林村村头河边有一户人家，它与半山腰的村庄相距五百米左右，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户人家男主人得过“麻风病”，估计这便是他一家不能入村居住的原因。传说“麻风病”有极强传染性，所以有“麻疯挨不得”的俗语。
他很少与人来往，也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农活。他只在自留地里种些蔬菜，吃的是救济粮。他的自留地紧靠农田，农田里的男女一边谈笑一边插秧，他则弯着腰，用锋利的锄头刨草。
他的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在他染上那种病就开始了。他似乎不用自我封闭，别人早已避之不及。“赤牯！”有人在喊他，他侧转身，看到队长站在水田里，手拢在嘴边。他应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后面的话——队长没事是不会跟他说话的。
果然，队长又说话了：“洗粪桶的水莫倒在沟里。”
赤牯嘀咕了一句“我的病好了，还防什么呢？”
“听见没？”队长又补充了一句。
赤牯回家的时候正好碰上我，他挑着空粪桶迎面走来，我闪到一边，等他过去。他走到我身边停下来，我一阵紧张，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他，我发现他搭在扁担上的手背有些变形。
“别怕，我的病好了！”他用安慰的口气对我说，“我病没好，政府也不会放我回来，还会在‘麻风寮’里呆。”
我听说过“麻风寮”的故事。那是一些麻风病人住的地方，远在深山与世隔绝，严重的病人烂手烂脚，医好了也会落下残疾。
他的温和的语气平复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似乎很有兴致与我说话。在他夸我年纪小能干的时候，我觉得他真能做一个朋友，有那么一刻，有了想到他家去看看的冲动。
我跟在他后面，他的宽大短裤里两只脚杆细瘦，右脚肚有一条凸兀的筋像蛇一样附在他腿上。我打了一个寒战，打消了去他家看看的念头。
生产队队部在晚上八点钟就热闹起来，各家老小吃完饭洗完澡就往队部聚。女人们不闲着，拿了鞋底去纳或拿毛线去织；男人们则带好烟丝、烟纸，准备与其他烟鬼分享着抽。他们按照常坐的位子坐好，队长则坐在长条桌的上方，这个位置是主座，没人敢抢。
队长的职位是推举出来的，他的威信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有时还要沾一下父辈的光。因此，他更多的时候是要为大家着想，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做事公平公正，说话的时候有人听从，不说话的时候，别人也能从中揣摩出他的意思。农忙的时候他是个强劳力，犁田、耙田、插秧、割稻样样在行；农闲时候兴修水利、进山烧炭他打头阵。
坐在队长边上的是会计，他负责在每个人的工分本上记工分。男劳力和女劳力的底分不一样，每天出工的分数就有男女的差别、强劳力和一般劳力的差别。每人当天分数多少由队长口头说出来，大家没有意见，会计就记上了。
工分记到一半的时候，赤牯进来了。他感觉到众人的眼光如同两排栅栏，让他只能侧身而行，他想找一个座位，但是四周都没有他坐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该站在哪个地方，好在队长给他打了一个招呼，让他摆脱了一下尴尬的局面。
他说话了，他话里的意思是，要跟大家一样出工。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只含在喉咙里，但是，这话还是让人听见了。他听到“嗬”的一声，这是异口同声发出的声响，如排山倒海的巨浪要把他淹没。
他感觉到从脚底有一股血冲向头顶，他的脚在不停地颤抖，他几乎站立不稳，眼前的人脸也模糊不清。他跌跌撞撞夺路而逃。
队部顿时安静下来，只有头顶上的气灯在吱吱作响。没有谁出头拒绝他，那众人嘴里同时发出的“嗬”的一声，是那样的整齐，并带了一致的意味。他夺门而逃，仅仅是一会儿功夫，大家又变得心安理得，恢复了说笑。
赤牯走出队部，并没十分气恼，他料定有这样的结局，只不过是这种结局得到印证罢了。他唯一感到懊悔的是，他口袋里还揣着一份证明，那是医院出具的证明，有鲜红的印章，证明他的病已经痊愈了。他如果当时能镇定下来，拿出来给队长或者向大家传阅，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了。但他没有勇气再回头，他也不想再踏进队部。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听说他携全家搬到别处去居住了，那个地方估计是能容纳他的。
摄影 吕建民（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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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