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春昭
母亲是典型的吃苦耐劳中国农村女性，她是家中老大，4岁就被送给一户穷人家当童养媳，受尽苦难。1950年国家颁布第一部《婚姻法》后，童养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28岁的她离婚后回到娘家，两年后经姑姑介绍给父亲认识结婚。那年父亲39岁，母亲30岁，结婚时祖父母仅给了一间茅屋栖身。
对母亲，我记忆深深。母亲是没有休息时候的，每天天没亮她就要起床，先去菜地后才能回家做饭，同时安排稍大的姐姐去河边洗衣服。打发我们去上学后，她才能匆忙吃点饭，在急着去生产队上工的路上，一定要扛上一根大木头先放在一个路口，中午下工后，再把木头扛到离家六里多路的河边集中，等着建筑公司来人收去用作铁路上的枕木。
中午回到家后，她全身衣服都是湿淋淋的，于是就赶紧收了晒在外头的衣服，放在地下稍微凉透后换了。匆匆忙忙吃完中饭，还要去找野菜做猪食，家里通常要喂养2—3头猪才有肥料上交生产队用来积工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年底把猪交给生产队里宰杀后，有钱还生产队的超支。
我们幼时的冬天，常可看见长长的冰棱子挂在屋檐下。在这样的冰天雪地季节里，父母亲也要冒着严寒去参加“农业学大寨”，母亲的双脚因为冷又没防水的鞋子，脚跟常被冻裂开露出一道道鲜红的伤口，本就疼痛难忍，沾上脏泥水后更是痛得撕心裂肺。每次，我们姐妹看着母亲痛哭，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能一个个跟着号淘大哭。
后来，还是一个在公社当播音员的侄女拿来点雪花膏涂抺，母亲的脚跟裂伤才慢慢愈合。在那个年代，雪花膏可是奢侈品，我们家是买不起的。
艰难的岁月
父母生养我们兄妹7个，6女1男。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我们兄妹全部都健康长大，还一个个都上了学。可想而知，父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开始那年，上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从小感受就是家庭生活贫困，小孩子得协助做不少家务活，砍柴、洗衣服、放牛和假期负责浇菜等。在我幼时记忆中，有好几年家里过年时没有米（因为家里没办法还清超支，生产队扣了我们家粮食抵超支），父母亲只能把家里分到的食用木梓油，还有母亲以前的少得可怜的银饰，偷偷拿去营前圩黑市上卖了换钱。
拿着换来的钱，父亲得凌晨打着火把从家里走路，去距家六十多公里远的高排乡圩镇（靠近湖南桂东）买大米，一天要来回近120公里路程。傍晚，我们几个年幼的姐妹就坐在家门口石头上，一直盼着父亲回家的身影。夜色朦胧中，父亲挑着大米回家了，通常还能带上用来过年的一条草鱼，以及用草纸包着点儿白糖。粘在纸上的每粒白糖都会被我们姐妹沾着指头吃了，感觉真甜啊。
父母没有文化，加上父亲军人出身养就耿直性格，所以常受生产队个别把权的人欺负，很多时候他们故意少记父母的工分，或者漏记家里积肥的数量，父亲就在柱子上划上杠杠做上标记，再和他们理论，也因此下决心让孩子们个个都上学。
我们兄妹七个没有一个是文盲，只因家中贫困和当时“停学闹革命”等原因，大姐二姐没能念初中（大姐自幼得了类风湿没法参加劳动，二姐在生产队赚工分），三姐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却不得不在1976年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当时，父亲已61岁，母亲也50多了，包括我在内，家中还有三人分别在念初中和小学。家里的缺食少衣，一直延续到1978年我小学毕业。
那年代，我们家的生活是，春天吃苦菜拌饭，夏天勉强能吃饱饭，冬天中午只能吃红薯充饥；衣服全年就只有那么两件，只有过年时才能做件上衣或者裤子，至于鞋子，只有冬天才有双布鞋（上学时碰到雨天还得脱下来，光脚走路去学校后才能穿上），其余时间都是光脚走路。
四姐小学四年级数学比赛全乡第一名，父母奖励了一双新鞋子，因搞劳动时脱下放河边被人偷了，直到念初中后才又买了一双解放鞋。我的第一双解放鞋也是念初中后才买的，最漂亮的袜子是三姐把自己唯一的一双送了给我，最好的衣服也是考取了重点初中后，做了件粉红色的确凉格子衬衫。
冬天最好的外套是三姐有次到营前中学送米给我时，看到我冻得直哆嗦，马上脱下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给我。
姐姐的这个举动，以及她对我这个妹妹的关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母亲是典型的吃苦耐劳中国农村女性，她是家中老大，4岁就被送给一户穷人家当童养媳，受尽苦难。1950年国家颁布第一部《婚姻法》后，童养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28岁的她离婚后回到娘家，两年后经姑姑介绍给父亲认识结婚。那年父亲39岁，母亲30岁，结婚时祖父母仅给了一间茅屋栖身。
对母亲，我记忆深深。母亲是没有休息时候的，每天天没亮她就要起床，先去菜地后才能回家做饭，同时安排稍大的姐姐去河边洗衣服。打发我们去上学后，她才能匆忙吃点饭，在急着去生产队上工的路上，一定要扛上一根大木头先放在一个路口，中午下工后，再把木头扛到离家六里多路的河边集中，等着建筑公司来人收去用作铁路上的枕木。
中午回到家后，她全身衣服都是湿淋淋的，于是就赶紧收了晒在外头的衣服，放在地下稍微凉透后换了。匆匆忙忙吃完中饭，还要去找野菜做猪食，家里通常要喂养2—3头猪才有肥料上交生产队用来积工分，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年底把猪交给生产队里宰杀后，有钱还生产队的超支。
我们幼时的冬天，常可看见长长的冰棱子挂在屋檐下。在这样的冰天雪地季节里，父母亲也要冒着严寒去参加“农业学大寨”，母亲的双脚因为冷又没防水的鞋子，脚跟常被冻裂开露出一道道鲜红的伤口，本就疼痛难忍，沾上脏泥水后更是痛得撕心裂肺。每次，我们姐妹看着母亲痛哭，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能一个个跟着号淘大哭。
后来，还是一个在公社当播音员的侄女拿来点雪花膏涂抺，母亲的脚跟裂伤才慢慢愈合。在那个年代，雪花膏可是奢侈品，我们家是买不起的。
艰难的岁月
父母生养我们兄妹7个，6女1男。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我们兄妹全部都健康长大，还一个个都上了学。可想而知，父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开始那年，上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从小感受就是家庭生活贫困，小孩子得协助做不少家务活，砍柴、洗衣服、放牛和假期负责浇菜等。在我幼时记忆中，有好几年家里过年时没有米（因为家里没办法还清超支，生产队扣了我们家粮食抵超支），父母亲只能把家里分到的食用木梓油，还有母亲以前的少得可怜的银饰，偷偷拿去营前圩黑市上卖了换钱。
拿着换来的钱，父亲得凌晨打着火把从家里走路，去距家六十多公里远的高排乡圩镇（靠近湖南桂东）买大米，一天要来回近120公里路程。傍晚，我们几个年幼的姐妹就坐在家门口石头上，一直盼着父亲回家的身影。夜色朦胧中，父亲挑着大米回家了，通常还能带上用来过年的一条草鱼，以及用草纸包着点儿白糖。粘在纸上的每粒白糖都会被我们姐妹沾着指头吃了，感觉真甜啊。
父母没有文化，加上父亲军人出身养就耿直性格，所以常受生产队个别把权的人欺负，很多时候他们故意少记父母的工分，或者漏记家里积肥的数量，父亲就在柱子上划上杠杠做上标记，再和他们理论，也因此下决心让孩子们个个都上学。
我们兄妹七个没有一个是文盲，只因家中贫困和当时“停学闹革命”等原因，大姐二姐没能念初中（大姐自幼得了类风湿没法参加劳动，二姐在生产队赚工分），三姐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却不得不在1976年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当时，父亲已61岁，母亲也50多了，包括我在内，家中还有三人分别在念初中和小学。家里的缺食少衣，一直延续到1978年我小学毕业。
那年代，我们家的生活是，春天吃苦菜拌饭，夏天勉强能吃饱饭，冬天中午只能吃红薯充饥；衣服全年就只有那么两件，只有过年时才能做件上衣或者裤子，至于鞋子，只有冬天才有双布鞋（上学时碰到雨天还得脱下来，光脚走路去学校后才能穿上），其余时间都是光脚走路。
四姐小学四年级数学比赛全乡第一名，父母奖励了一双新鞋子，因搞劳动时脱下放河边被人偷了，直到念初中后才又买了一双解放鞋。我的第一双解放鞋也是念初中后才买的，最漂亮的袜子是三姐把自己唯一的一双送了给我，最好的衣服也是考取了重点初中后，做了件粉红色的确凉格子衬衫。
冬天最好的外套是三姐有次到营前中学送米给我时，看到我冻得直哆嗦，马上脱下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给我。
姐姐的这个举动，以及她对我这个妹妹的关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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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昭，江西上犹人，卫生系统退休干部，现居江西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