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春昭
父亲生于1916年的中秋节，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长两人，下有弟弟一人。祖父给他起名世源，字子平，是唯一没有进过学堂的儿子。
祖父行医为生，治无名肿毒在当地小有名气，因父亲从小顽皮，爷爷不让他上学，留他在家放牛、干农活， 16岁时就被撵去守家族中的榨油槽并学习榨油。听老一辈人说到父亲时，都说他记性特别好，反应快，常用“猴精”形容他；还夸赞他特别爱唱山歌，嗓音很好听。
我幼时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只要有空时就会坐在厨房门前那张原木做成的大板凳上，左手抱着小妹妹，让我坐在他右大腿上，前面有二个小板凳则分别坐着另外两个稍大点的姐姐，他开始教我们唱的歌是：“我是一个兵”，还有“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嗓音真的很动听，我们姐妹几个总爱跟着他学唱歌。
再稍大点他不让我们坐他大腿上了，给我们四个女孩子每人做了一张小板凳，他心情好有空时就让我们四个小姑娘围在他周边，开始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故事时可以用绘声绘色来形容，讲到精彩处时还不时会用手势来辅助给我们看。最长的故事是他从军时听到的历史故事《薛丁山征西》，分了好几次才给我们讲完。
他给我们兄弟姐妹说得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四次从军经历。第一次从军是1934年春，当时国民党抓壮丁政策是除独子外每个男丁都要服兵役，当时他未满18岁，是爷爷硬逼他替大哥去了参军，三年服疫期满回家不到半年，又被爷爷逼着替已在学厨艺的二哥再次去了当壮丁。
第三次是轮到他自己去当兵，参加了远征军，经历了九死一生，1945年抗战结束后平安回到家中。谁知才过了二个多月，又轮到弟弟要去当兵时，爷爷心疼小儿子师范念书毕业又在当时的乡公所谋取了文书一职，要他躲藏到山上窝棚里，就又让保长把父亲抓了顶替。
据父亲说，后面的二次抓壮丁都是被当时的保长用麻绳捆绑着去的，幸运的是，父亲所在部队于1948年在徐州被解放。再以后，父亲随着解放大军一路打过了长江，冬天时收到了家中辗转来信，说奶奶病危想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向部队请假获得批准后终于回到家中，奶奶把部队发给的通行证藏起来，父亲没法返回部队了（那时部队也常随时开拔、很难联系上），父亲只好留下在家种地和打零工。
1949年春天，上犹县解放。
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父亲说到当时被抓壮丁时，语气非常激愤：壮丁们在被押送前往军队的路途中，都几乎是步行，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双手，稍有反抗和走得慢了，就得挨押送壮丁的保长和保丁们不时拿鞭子抽打。押送壮丁的保长和保丁们每天只会对壮丁给点冷饭菜充饥，解决大小便都是只解开一只手，宿营时也是被捆绑着双手双脚，只能在露天坐到天亮。
到了军队后就是日夜训练，反应慢的，稍不服有顶嘴的就是挨打，不给饭吃，关禁闭；有的老兵还专门找碴打新兵的脑袋，父亲本来就是性格倔强，少不了被打，老年后常头痛就是当年挨了不少打留下的后遗症。
父亲说他当兵早期主要是在湖南、广西和桂林一带，后来调防进入云南边境，1942年他所在部队是第一批入缅甸作战的远征军，为国民党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黄埔军校三期毕业。1942年，率第二○○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1942年5月26日在缅北茅邦村殉国。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习惯称戴安澜师长为戴长官，戴长官曾到过几次他所在的部队驻地做报告，他的报告士兵们都爱听也听得很认真，因为报告内容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父亲还总结出如何听报告和后面如何通过考核的诀窍：前面和最后的报告都得仔细听，因为都是重要的内容，中间的报告内容可边听边睡觉休息。
也是父亲口里，我们第一次听他说到戴安澜将军带领他们从缅甸撤退时历经的千难万险。撤退是在五至七月间，天天暴雨，很多人走失，官兵们饥寒交迫，不少受伤的士兵在绝望之余自杀或要求同伴枪杀速死。特别是过野人山原始森林，树木遮天蔽日，见不到太阳，毒虫咬死咬伤官兵很多，路途中常见皑皑白骨。
戴安澜将军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受伤后一直由卫兵们担架抬着行军，缺医少药无法及时救治牺牲在离腾冲不远的缅甸边境，遗体被士兵抬着回到了腾冲，此时全师从出发的一万多人仅剩余2600余人。
经整编后，部队驻守在腾冲担任滇缅路机动作战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前半年，他所在部队后来换装美械和接受了美国教官的训练。教官全是美国佬，对中国士兵很严厉，动作不到位就用皮靴踢人。父亲说到美国佬的武器时，不停地说：比我们之前手里的先进多了，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打仗时特别好用！
父亲很自豪地说上战场十四年从没有中过子弹枪伤，仅有一次被炮弹炸飞的石块砸伤过。他总结在战场上的要领：冲锋前要边打边准备瞄好下一个防射击的掩体，识别出敌人的机枪什么时候换子弹时就立即转换位置，如何通过听炮弹发射声音时防止弹片及爆炸物的袭击受伤，如何充分利用双方停止进攻时抓紧时间休息。
说到夜间行军，他又总结到：晴天的晚上路上泛白的是石头，黑色的是泥土；而雨天的晚上发亮的是水潭，等等。当年部队翻越野人山时没向导，全依靠识别树的长势和叶子找方向：向南的一面往往长势好，叶子肥大，色彩深。
由于长时间在西南驻守，父亲学会了识别很多的中草药，在自己以及家人生病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说到在军队生活时，父亲最有记忆的是战前的加餐：大战前伙食特别好，肉多酒也有，可以放开肚子吃。而平时阵地上吃饭是时间紧，常无法保证有三餐，所以得在10分钟内快速吃饱。
父亲从军14年，从南到北，从内陆到边疆再到远征缅甸，回国后就在云南腾冲驻守达二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征战无数，各种壮烈的战事都参加过，参与过淞沪会战、昆仑关战役、同古会中和滇西反攻，直至从东北至徐州会战等著名的战役。
他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就是昆仑关战役。当时他所在的加强连，从上前线到最后下战场仅留下12人。他最佩服的将领就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两位将军带领的军队顽强抵抗，最后在巷战中用黄豆让日本鬼子无法冲锋，不少鬼子成了枪靶子。滇西反攻时，父亲所在的连潜伏在稻田里长达七天七夜，终于等到了日军进入伏击圈，狠狠地包了顿“饺子”，战斗结束后就地休息时，每个士兵都脱光了衣服，互相揪揭身上吸满了血的蚂蝗。
谈到日本鬼子在云南腾冲的暴行时，父亲气愤得大骂日本鬼子就是畜生。他所在的连队曾进入过好几个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后的村庄，村庄没有任何活物的声音，看到的是树上挂着的人头和尸体，地上也到处是老百姓的尸体，河水、水井、水塘的水都是酱色或血红色的，没有一所房子是完好的，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我看到《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就是这样记录的）。
父亲返乡后在家务农。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去生产队上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解决家人贫困的生活忙碌着，冬天和春天在山上挖竹笋，夏天山上砍树，秋天去帮助别人做毛竹纸——这是技术活也是苦力气活，因为得赤脚踩烂久被石灰浸泡后的竹子变成竹桨。等到我们假期，他就带着全家人去开荒地种菜，他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即使在70多岁后也一直在耕作农田。
父亲从军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健康状况严重受损，老年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肺气肿、心衰等，当时家里经济和整个医疗条件都无法保障，他只有实在无法承受了才去就医，其他时候身体不舒服都是吃草药。
记忆里，父亲特别爱整洁，仅有的一两床被子和几件衣服，都是折叠得整整齐齐，居住的房间整洁又干净，家里房前屋后都是他动手保持得四季清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78岁高龄去世。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叶春昭，江西上犹人，卫生系统退休干部，现居江西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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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于1916年的中秋节，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长两人，下有弟弟一人。祖父给他起名世源，字子平，是唯一没有进过学堂的儿子。
祖父行医为生，治无名肿毒在当地小有名气，因父亲从小顽皮，爷爷不让他上学，留他在家放牛、干农活， 16岁时就被撵去守家族中的榨油槽并学习榨油。听老一辈人说到父亲时，都说他记性特别好，反应快，常用“猴精”形容他；还夸赞他特别爱唱山歌，嗓音很好听。
我幼时最深刻的记忆是，父亲只要有空时就会坐在厨房门前那张原木做成的大板凳上，左手抱着小妹妹，让我坐在他右大腿上，前面有二个小板凳则分别坐着另外两个稍大点的姐姐，他开始教我们唱的歌是：“我是一个兵”，还有“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嗓音真的很动听，我们姐妹几个总爱跟着他学唱歌。
再稍大点他不让我们坐他大腿上了，给我们四个女孩子每人做了一张小板凳，他心情好有空时就让我们四个小姑娘围在他周边，开始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讲故事时可以用绘声绘色来形容，讲到精彩处时还不时会用手势来辅助给我们看。最长的故事是他从军时听到的历史故事《薛丁山征西》，分了好几次才给我们讲完。
他给我们兄弟姐妹说得次数最多的，是他的四次从军经历。第一次从军是1934年春，当时国民党抓壮丁政策是除独子外每个男丁都要服兵役，当时他未满18岁，是爷爷硬逼他替大哥去了参军，三年服疫期满回家不到半年，又被爷爷逼着替已在学厨艺的二哥再次去了当壮丁。
第三次是轮到他自己去当兵，参加了远征军，经历了九死一生，1945年抗战结束后平安回到家中。谁知才过了二个多月，又轮到弟弟要去当兵时，爷爷心疼小儿子师范念书毕业又在当时的乡公所谋取了文书一职，要他躲藏到山上窝棚里，就又让保长把父亲抓了顶替。
据父亲说，后面的二次抓壮丁都是被当时的保长用麻绳捆绑着去的，幸运的是，父亲所在部队于1948年在徐州被解放。再以后，父亲随着解放大军一路打过了长江，冬天时收到了家中辗转来信，说奶奶病危想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向部队请假获得批准后终于回到家中，奶奶把部队发给的通行证藏起来，父亲没法返回部队了（那时部队也常随时开拔、很难联系上），父亲只好留下在家种地和打零工。
1949年春天，上犹县解放。
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父亲说到当时被抓壮丁时，语气非常激愤：壮丁们在被押送前往军队的路途中，都几乎是步行，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双手，稍有反抗和走得慢了，就得挨押送壮丁的保长和保丁们不时拿鞭子抽打。押送壮丁的保长和保丁们每天只会对壮丁给点冷饭菜充饥，解决大小便都是只解开一只手，宿营时也是被捆绑着双手双脚，只能在露天坐到天亮。
到了军队后就是日夜训练，反应慢的，稍不服有顶嘴的就是挨打，不给饭吃，关禁闭；有的老兵还专门找碴打新兵的脑袋，父亲本来就是性格倔强，少不了被打，老年后常头痛就是当年挨了不少打留下的后遗症。
父亲说他当兵早期主要是在湖南、广西和桂林一带，后来调防进入云南边境，1942年他所在部队是第一批入缅甸作战的远征军，为国民党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黄埔军校三期毕业。1942年，率第二○○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1942年5月26日在缅北茅邦村殉国。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习惯称戴安澜师长为戴长官，戴长官曾到过几次他所在的部队驻地做报告，他的报告士兵们都爱听也听得很认真，因为报告内容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父亲还总结出如何听报告和后面如何通过考核的诀窍：前面和最后的报告都得仔细听，因为都是重要的内容，中间的报告内容可边听边睡觉休息。
也是父亲口里，我们第一次听他说到戴安澜将军带领他们从缅甸撤退时历经的千难万险。撤退是在五至七月间，天天暴雨，很多人走失，官兵们饥寒交迫，不少受伤的士兵在绝望之余自杀或要求同伴枪杀速死。特别是过野人山原始森林，树木遮天蔽日，见不到太阳，毒虫咬死咬伤官兵很多，路途中常见皑皑白骨。
戴安澜将军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受伤后一直由卫兵们担架抬着行军，缺医少药无法及时救治牺牲在离腾冲不远的缅甸边境，遗体被士兵抬着回到了腾冲，此时全师从出发的一万多人仅剩余2600余人。
经整编后，部队驻守在腾冲担任滇缅路机动作战任务；抗日战争结束前半年，他所在部队后来换装美械和接受了美国教官的训练。教官全是美国佬，对中国士兵很严厉，动作不到位就用皮靴踢人。父亲说到美国佬的武器时，不停地说：比我们之前手里的先进多了，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打仗时特别好用！
父亲很自豪地说上战场十四年从没有中过子弹枪伤，仅有一次被炮弹炸飞的石块砸伤过。他总结在战场上的要领：冲锋前要边打边准备瞄好下一个防射击的掩体，识别出敌人的机枪什么时候换子弹时就立即转换位置，如何通过听炮弹发射声音时防止弹片及爆炸物的袭击受伤，如何充分利用双方停止进攻时抓紧时间休息。
说到夜间行军，他又总结到：晴天的晚上路上泛白的是石头，黑色的是泥土；而雨天的晚上发亮的是水潭，等等。当年部队翻越野人山时没向导，全依靠识别树的长势和叶子找方向：向南的一面往往长势好，叶子肥大，色彩深。
由于长时间在西南驻守，父亲学会了识别很多的中草药，在自己以及家人生病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说到在军队生活时，父亲最有记忆的是战前的加餐：大战前伙食特别好，肉多酒也有，可以放开肚子吃。而平时阵地上吃饭是时间紧，常无法保证有三餐，所以得在10分钟内快速吃饱。
父亲从军14年，从南到北，从内陆到边疆再到远征缅甸，回国后就在云南腾冲驻守达二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征战无数，各种壮烈的战事都参加过，参与过淞沪会战、昆仑关战役、同古会中和滇西反攻，直至从东北至徐州会战等著名的战役。
他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就是昆仑关战役。当时他所在的加强连，从上前线到最后下战场仅留下12人。他最佩服的将领就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两位将军带领的军队顽强抵抗，最后在巷战中用黄豆让日本鬼子无法冲锋，不少鬼子成了枪靶子。滇西反攻时，父亲所在的连潜伏在稻田里长达七天七夜，终于等到了日军进入伏击圈，狠狠地包了顿“饺子”，战斗结束后就地休息时，每个士兵都脱光了衣服，互相揪揭身上吸满了血的蚂蝗。
谈到日本鬼子在云南腾冲的暴行时，父亲气愤得大骂日本鬼子就是畜生。他所在的连队曾进入过好几个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后的村庄，村庄没有任何活物的声音，看到的是树上挂着的人头和尸体，地上也到处是老百姓的尸体，河水、水井、水塘的水都是酱色或血红色的，没有一所房子是完好的，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我看到《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就是这样记录的）。
父亲返乡后在家务农。我们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去生产队上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解决家人贫困的生活忙碌着，冬天和春天在山上挖竹笋，夏天山上砍树，秋天去帮助别人做毛竹纸——这是技术活也是苦力气活，因为得赤脚踩烂久被石灰浸泡后的竹子变成竹桨。等到我们假期，他就带着全家人去开荒地种菜，他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即使在70多岁后也一直在耕作农田。
父亲从军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健康状况严重受损，老年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肺气肿、心衰等，当时家里经济和整个医疗条件都无法保障，他只有实在无法承受了才去就医，其他时候身体不舒服都是吃草药。
记忆里，父亲特别爱整洁，仅有的一两床被子和几件衣服，都是折叠得整整齐齐，居住的房间整洁又干净，家里房前屋后都是他动手保持得四季清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78岁高龄去世。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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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春昭，江西上犹人，卫生系统退休干部，现居江西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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