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日龙
（接上期）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这些通知，重申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边疆、工矿、农场和各级基层去当普通劳动者。
1968年12月的一天，天光刚亮，我爷爷就醒了。他披衣下床，走出房门，虽是冬天，桃江河面上吹来的河风却让人觉得格外清爽。远处是连绵不绝的蜿蜒山峦，再近处是平静流淌的清洌河水，门前的几棵老樟树、老榕树，此刻也似乎吐绿复苏，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几棵大树的树梢间飞来跳去，很是欢快。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爷爷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全身异常通畅和舒心过，隐隐约约地，他觉得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我奶奶满秀早已烧好了茶水，正等九生（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长孙）醒来，让他挑去屋前河坡那棵老樟树树洞的大缸，以便经过此处的路人饮用解渴。趁这空隙，她也踮着小脚，走出门来，见我爷爷站正在河沿上大口大口吸着早晨的空气，似乎特别享受，不由得调侃道：“老头子，莫不是昨晚做梦遇见什么好事了吧，这么好心情？”
我爷爷嘿嘿一笑，回她道：“就是就是，不过这好事里没有你！”
“没有就没有，只要你有好事，那就行哦，反正我也只有替你们做饭服侍的命！”满秀应道。二位老人难得地打趣逗乐起来，日子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双方年轻时的光景，七十多岁的人了，脸上都活泛泛地生出些久违的红润的光洁。
这天还真就来了好事。正午时分，一家人正准备吃午饭，在南昌读书的我小叔突然风尘仆仆的走进家来。他一身简单，什么行李也没有带，只挎了个黄色书包，眉梢间满是喜色。
“你？”我爷爷和满秀几乎同时惊讶地看着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爸、妈，我分配工作了，在南昌！”我小叔说。
没等父母回过神来，我小叔又接着说道：“分配名单是昨天上午在学校宣布的，我分在南昌公交公司。没想到，没想到！学校说，下午大家放假，等过完年就去单位报到上班。我一高兴，马上坐车到了南昌市里，又坐夜班车回县里，一大早正好赶上从县里到老家圩上的班车，到了圩上便走路回来了。我就想到，要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告诉您们！”
南昌，这可是江西省会城市。这么说，儿子已经是省城的人了！这可是刘家第一个到省城工作的人哩！换在以前，就是做梦也不敢去做的！
我小叔带回来的消息，让我爷爷我奶奶俩老人喜出望外。我爷爷看着儿子，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连连说道：“好！好！”
我奶奶则偷偷地抬起手，用衣袖抹了抹眼角溢出的泪水：“幺儿，快坐下！饿了吧？我再去加个菜，蒸碗水蛋，等下多吃两碗饭！”
晚上，我小叔的四个哥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一齐集中在我爷爷家，男的边喝米酒边聊天，女的在厨房，生火的生火，蒸饭的蒸饭，做菜的做菜，孩子们则在屋内屋外你追我打，整个刘家洋溢着欢快的热闹气氛。
一连几天，好消息还在不胫而走。在整个大队十多个生产队，“刘姑爷家满崽（小儿子）分在南昌了！”“有出息！有出息！”大家议论纷纷，都对我爷爷一家生发羡慕和感到高兴。
离大队更远的那些长年累月经过我爷爷家屋前渡口的人，那些天从我爷爷家门前走过，都要特意多走几步，去见我爷爷或我奶奶，就为说上几句贺喜话：
“刘姑爷，恭喜！恭喜！”
“满秀姑姑，您们好人有好报，祝贺祝贺！”
“姑爷姑姑，您们家这门前屋后风水，恐怕以后还要出更多读书人，出更多做大官的呢！”
我爷爷听在耳里，喜在心里，自从我小叔到大队部参加批斗大队书记以来，差不多过去快三年了，他第一次对我小叔放下了心思，心里像一块大石头落地，终于轻松了。
（本篇完，谢谢阅读！）
（本文节选自欧阳斌、曾庆蕾、刘日龙合著长篇纪实小说《天年》，有改动。摄影 日龙）
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赣州路开文化公益活动召集人。
★精彩回顾：
我爷爷和我小叔（2）（长篇节选/刘日龙）
我爷爷和我小叔（1）（长篇节选/刘日龙）
（接上期）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
这些通知，重申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必须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规定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分配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边疆、工矿、农场和各级基层去当普通劳动者。
1968年12月的一天，天光刚亮，我爷爷就醒了。他披衣下床，走出房门，虽是冬天，桃江河面上吹来的河风却让人觉得格外清爽。远处是连绵不绝的蜿蜒山峦，再近处是平静流淌的清洌河水，门前的几棵老樟树、老榕树，此刻也似乎吐绿复苏，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几棵大树的树梢间飞来跳去，很是欢快。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爷爷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全身异常通畅和舒心过，隐隐约约地，他觉得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我奶奶满秀早已烧好了茶水，正等九生（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长孙）醒来，让他挑去屋前河坡那棵老樟树树洞的大缸，以便经过此处的路人饮用解渴。趁这空隙，她也踮着小脚，走出门来，见我爷爷站正在河沿上大口大口吸着早晨的空气，似乎特别享受，不由得调侃道：“老头子，莫不是昨晚做梦遇见什么好事了吧，这么好心情？”
我爷爷嘿嘿一笑，回她道：“就是就是，不过这好事里没有你！”
“没有就没有，只要你有好事，那就行哦，反正我也只有替你们做饭服侍的命！”满秀应道。二位老人难得地打趣逗乐起来，日子好像一下子又回到双方年轻时的光景，七十多岁的人了，脸上都活泛泛地生出些久违的红润的光洁。
这天还真就来了好事。正午时分，一家人正准备吃午饭，在南昌读书的我小叔突然风尘仆仆的走进家来。他一身简单，什么行李也没有带，只挎了个黄色书包，眉梢间满是喜色。
“你？”我爷爷和满秀几乎同时惊讶地看着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爸、妈，我分配工作了，在南昌！”我小叔说。
没等父母回过神来，我小叔又接着说道：“分配名单是昨天上午在学校宣布的，我分在南昌公交公司。没想到，没想到！学校说，下午大家放假，等过完年就去单位报到上班。我一高兴，马上坐车到了南昌市里，又坐夜班车回县里，一大早正好赶上从县里到老家圩上的班车，到了圩上便走路回来了。我就想到，要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告诉您们！”
南昌，这可是江西省会城市。这么说，儿子已经是省城的人了！这可是刘家第一个到省城工作的人哩！换在以前，就是做梦也不敢去做的！
我小叔带回来的消息，让我爷爷我奶奶俩老人喜出望外。我爷爷看着儿子，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连连说道：“好！好！”
我奶奶则偷偷地抬起手，用衣袖抹了抹眼角溢出的泪水：“幺儿，快坐下！饿了吧？我再去加个菜，蒸碗水蛋，等下多吃两碗饭！”
晚上，我小叔的四个哥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一齐集中在我爷爷家，男的边喝米酒边聊天，女的在厨房，生火的生火，蒸饭的蒸饭，做菜的做菜，孩子们则在屋内屋外你追我打，整个刘家洋溢着欢快的热闹气氛。
一连几天，好消息还在不胫而走。在整个大队十多个生产队，“刘姑爷家满崽（小儿子）分在南昌了！”“有出息！有出息！”大家议论纷纷，都对我爷爷一家生发羡慕和感到高兴。
离大队更远的那些长年累月经过我爷爷家屋前渡口的人，那些天从我爷爷家门前走过，都要特意多走几步，去见我爷爷或我奶奶，就为说上几句贺喜话：
“刘姑爷，恭喜！恭喜！”
“满秀姑姑，您们好人有好报，祝贺祝贺！”
“姑爷姑姑，您们家这门前屋后风水，恐怕以后还要出更多读书人，出更多做大官的呢！”
我爷爷听在耳里，喜在心里，自从我小叔到大队部参加批斗大队书记以来，差不多过去快三年了，他第一次对我小叔放下了心思，心里像一块大石头落地，终于轻松了。
（本篇完，谢谢阅读！）
（本文节选自欧阳斌、曾庆蕾、刘日龙合著长篇纪实小说《天年》，有改动。摄影 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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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赣州路开文化公益活动召集人。
★精彩回顾：
我爷爷和我小叔（2）（长篇节选/刘日龙）
我爷爷和我小叔（1）（长篇节选/刘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