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日龙
我爷爷的五个儿子中，1965年秋季，我小叔考取原江西省水利水电学校。学校创建于1956年，隶属江西省水利厅，时设址于南昌市新建县石岗镇。
我小叔1945年生人，当年20岁，脸型清瘦，个子高挑，只是自小身体较为虚弱，入学不久即生了一场大病。我爷爷听到消息后，火烧火燎从老家辗转来到新建石岗，见我小叔被病消磨得脱了人形，心里甚是着急，就想着让他休学一年，回家好好补补身子。我小叔倔强，怕影响学业，开始死活不同意，我爷爷说，你这小子，书都读到这个份上了，刘家的倔脾气一点没变。
见说不动儿子，我爷爷只好去找儿子的班主任，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班主任也赞同我爷爷的意见，便一同来做我小叔的思想工作。反复沟通之下，我小叔最后同意了，在学校办好相关手续后，我爷爷带着我小叔回到了老家。
转眼便到了1966年。这年5月，一场声势异常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地处赣南山区的各县也不例外。至1967年6月底，各县农村已初步建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战斗队，以大队为单位的战斗团，以公社为单位的指挥部，县直机关成立了革命造反派联合筹委会，县里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总部筹备小组。
自此，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渐入高潮，各种大字报贴满农村圩镇及大队、生产队队部所在地的大街小巷，揪斗走资派、“四不清”、右派、四类分子等各种大小会议在全县各地各单位乃至农村的大小生产队频频召开。
受这场政治运动的鼓动，我爷爷、我小叔所在大队的一批年轻人不愿落后，跃跃欲试，他们见我小叔有文化，此时又正好休学在家，便悄悄地把他约了出来，商量如何也在自己的地头点上一把火。
此时，我小叔已在家休养有大半年了，身体基本恢复过来，对外面的形势，通过听收音机以及与同学写信，他知道不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何尝不想轰轰烈烈地也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政治运动呢！见有人主动邀约，这下，他来了干劲，一口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本大队民风纯朴，乡里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知根知底，相处和睦，哪里能找到揭批对象呢？几个年轻人绞尽脑汁，苦思了一番，最后打定主意，先拿大队部开刀。
这天，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红袖章，一队年轻人便冲进大队部，直接把大队书记堵在屋里。先集体高声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领头的便发话了：
“某某某，我们是革命群众，现在来造大队部的反！”
大队书记始料不及，一下子懵了：“大家好好的，你们这是要造哪门子反？”
领头的说：“不要狡辩，你们要交待问题，向群众做深刻反省！”
大队书记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们都认认真真做事的，哪有什么问题？”
“看来不来点真格的，你们是不会死心！”领头的一听，又急又恼。一旁的其他人这时也一起呼应起来：“没问题，就是有更大问题！”“对，不能放过他们！”
“好，你们自己不说，哪让群众来说！”领头的把脸转向我小叔，“你有文化，你来写个大字报贴在大队部外面，动员群众来揭批他们的问题；没有找出问题，绝不收兵！”
我小叔找来纸墨，当即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部门口，要群众前来揭批大队部和大队书记的所谓问题。
“大队出事了！”消息不胫而走，全大队的人顿时人心惶惶。
当晚，我小叔回到家，吃过晚饭，他正要上床睡觉，我爷爷进来了。我爷爷从屋角搬出一只方凳，坐在我小叔的床边，我小叔坐在床沿上，见我爷爷一副严肃样子，心里有点紧张。
“听说你们今天去大队部了？”我爷爷问。
“嗯。”我小叔回答说。
我爷爷又问：“听说你写了一张大字报？”
我小叔：“嗯。”
“唉，怎么说你好呢。”我爷爷叹了一口气：“按理说，你们年轻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你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过多干涉才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事没那么简单。”
对自己的五个儿子，我爷爷一向话不多，谈不上严厉，但也未表现出过多的亲昵。印象中，我小叔还是第一次见父亲这么认真地坐在自己的面前与他说话，再加上话题又是自己去大队部的事，看样子父亲心里很是生气，于是便更加紧张起来，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幸好，我爷爷并未抬高嗓门，而是和颜悦色地对我小叔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学校读书，农村的事又知道多少？就拿大队部这些人来说，我是看着他们做事的，一个个牛牯一样，只晓得累，拼死拼命，还不同大家拿一样的工分，哪有这问题那问题？你们非要人家说犯了什么错事，这不是明摆让人往粪坑蛆里推！”
我爷爷伸出手，在我小叔手背上拍了拍：“人啊，就得讲良心，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使性子。整个大队，刘家只我们一家，我们能单户单姓立足，能有好名声，就是凭良心做人做事换来的，你不能坏了样哈！”
一番话，说得我小叔心里冷一阵热一阵，细细一想，父亲说得还真是在理，自己在这事上确实有点毛糙了。“爸，别说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可这事出都出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小叔把头抬起，看住父亲。
听儿子这么一说，我爷爷心里松了一口气。顿了顿，我爷爷说：“你理解就好。这样吧，反正你也快要回学校去了，从明天起，你就说身体不行，要在家继续养病，外头的事不要再掺乎了。大队书记这，我会上门去赔个不是！”
父子俩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父亲到底是怎么去大队书记家赔不是的，我小叔一直不清楚，父亲不说，他也不好问。大概过了一二个月后，新学期开学，我小叔便回学校复学去了。只是后来，从不同渠道，我小叔断断续续地得知，大队部的干部还是靠边站了，村子里有点乱。
这年寒假，家人捎信给他，让他不要回家，他就听了劝，留在学校，一个人过了个冷冷清清的年。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欧阳斌、曾庆蕾、刘日龙合著长篇纪实小说《天年》，有改动。摄影 日龙）
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赣州路开文化公益活动召集人。
我爷爷的五个儿子中，1965年秋季，我小叔考取原江西省水利水电学校。学校创建于1956年，隶属江西省水利厅，时设址于南昌市新建县石岗镇。
我小叔1945年生人，当年20岁，脸型清瘦，个子高挑，只是自小身体较为虚弱，入学不久即生了一场大病。我爷爷听到消息后，火烧火燎从老家辗转来到新建石岗，见我小叔被病消磨得脱了人形，心里甚是着急，就想着让他休学一年，回家好好补补身子。我小叔倔强，怕影响学业，开始死活不同意，我爷爷说，你这小子，书都读到这个份上了，刘家的倔脾气一点没变。
见说不动儿子，我爷爷只好去找儿子的班主任，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班主任也赞同我爷爷的意见，便一同来做我小叔的思想工作。反复沟通之下，我小叔最后同意了，在学校办好相关手续后，我爷爷带着我小叔回到了老家。
转眼便到了1966年。这年5月，一场声势异常浩大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地处赣南山区的各县也不例外。至1967年6月底，各县农村已初步建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战斗队，以大队为单位的战斗团，以公社为单位的指挥部，县直机关成立了革命造反派联合筹委会，县里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总部筹备小组。
自此，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渐入高潮，各种大字报贴满农村圩镇及大队、生产队队部所在地的大街小巷，揪斗走资派、“四不清”、右派、四类分子等各种大小会议在全县各地各单位乃至农村的大小生产队频频召开。
受这场政治运动的鼓动，我爷爷、我小叔所在大队的一批年轻人不愿落后，跃跃欲试，他们见我小叔有文化，此时又正好休学在家，便悄悄地把他约了出来，商量如何也在自己的地头点上一把火。
此时，我小叔已在家休养有大半年了，身体基本恢复过来，对外面的形势，通过听收音机以及与同学写信，他知道不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何尝不想轰轰烈烈地也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政治运动呢！见有人主动邀约，这下，他来了干劲，一口答应下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直以来，本大队民风纯朴，乡里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知根知底，相处和睦，哪里能找到揭批对象呢？几个年轻人绞尽脑汁，苦思了一番，最后打定主意，先拿大队部开刀。
这天，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红袖章，一队年轻人便冲进大队部，直接把大队书记堵在屋里。先集体高声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后，领头的便发话了：
“某某某，我们是革命群众，现在来造大队部的反！”
大队书记始料不及，一下子懵了：“大家好好的，你们这是要造哪门子反？”
领头的说：“不要狡辩，你们要交待问题，向群众做深刻反省！”
大队书记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们都认认真真做事的，哪有什么问题？”
“看来不来点真格的，你们是不会死心！”领头的一听，又急又恼。一旁的其他人这时也一起呼应起来：“没问题，就是有更大问题！”“对，不能放过他们！”
“好，你们自己不说，哪让群众来说！”领头的把脸转向我小叔，“你有文化，你来写个大字报贴在大队部外面，动员群众来揭批他们的问题；没有找出问题，绝不收兵！”
我小叔找来纸墨，当即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部门口，要群众前来揭批大队部和大队书记的所谓问题。
“大队出事了！”消息不胫而走，全大队的人顿时人心惶惶。
当晚，我小叔回到家，吃过晚饭，他正要上床睡觉，我爷爷进来了。我爷爷从屋角搬出一只方凳，坐在我小叔的床边，我小叔坐在床沿上，见我爷爷一副严肃样子，心里有点紧张。
“听说你们今天去大队部了？”我爷爷问。
“嗯。”我小叔回答说。
我爷爷又问：“听说你写了一张大字报？”
我小叔：“嗯。”
“唉，怎么说你好呢。”我爷爷叹了一口气：“按理说，你们年轻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你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过多干涉才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事没那么简单。”
对自己的五个儿子，我爷爷一向话不多，谈不上严厉，但也未表现出过多的亲昵。印象中，我小叔还是第一次见父亲这么认真地坐在自己的面前与他说话，再加上话题又是自己去大队部的事，看样子父亲心里很是生气，于是便更加紧张起来，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幸好，我爷爷并未抬高嗓门，而是和颜悦色地对我小叔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学校读书，农村的事又知道多少？就拿大队部这些人来说，我是看着他们做事的，一个个牛牯一样，只晓得累，拼死拼命，还不同大家拿一样的工分，哪有这问题那问题？你们非要人家说犯了什么错事，这不是明摆让人往粪坑蛆里推！”
我爷爷伸出手，在我小叔手背上拍了拍：“人啊，就得讲良心，一是一，二是二，不能使性子。整个大队，刘家只我们一家，我们能单户单姓立足，能有好名声，就是凭良心做人做事换来的，你不能坏了样哈！”
一番话，说得我小叔心里冷一阵热一阵，细细一想，父亲说得还真是在理，自己在这事上确实有点毛糙了。“爸，别说了，我知道自己错了。可这事出都出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小叔把头抬起，看住父亲。
听儿子这么一说，我爷爷心里松了一口气。顿了顿，我爷爷说：“你理解就好。这样吧，反正你也快要回学校去了，从明天起，你就说身体不行，要在家继续养病，外头的事不要再掺乎了。大队书记这，我会上门去赔个不是！”
父子俩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父亲到底是怎么去大队书记家赔不是的，我小叔一直不清楚，父亲不说，他也不好问。大概过了一二个月后，新学期开学，我小叔便回学校复学去了。只是后来，从不同渠道，我小叔断断续续地得知，大队部的干部还是靠边站了，村子里有点乱。
这年寒假，家人捎信给他，让他不要回家，他就听了劝，留在学校，一个人过了个冷冷清清的年。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欧阳斌、曾庆蕾、刘日龙合著长篇纪实小说《天年》，有改动。摄影 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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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日龙，1965年生，江西赣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赣州市章贡区作家协会主席。坚持业余创作，以亲情散文、小小说见长，作品散见各地报刊，著有个人散文集《永远的温馨》（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诗集《我问自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7月），与人合著《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4月）、《关爱与礼赞》等。赣州路开文化公益活动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