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平
周六下午，我和建华约好去新安探访。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上小学、上初中，同租住在车站边一个叫“鹚鸪脑”的村里。
这么些年来，虽然我有很多次路过新安，看见已经废弃的我母亲曾经上班的“供销社”，以及垮塌的我们家土砖租屋，但没有一次真正走近过它。四十年了，没有凭吊的旧迹，而那段少年岁月，在踏上这片土地时，一下子生动丰富起来，令人万千感慨。
走进村庄，残破的房屋与还有人居住的房屋错杂在一起，我们找到我家原来的房东“小李仔”。“小李仔”已经八十多了，还是那种憨厚的样子，对着我们笑。
他是建华的亲家公（妹夫的父亲），却记不起我是谁，建华说起我父母的名字，他似是而非地点头，仍旧笑，露出几个残破锯齿般的牙齿。他的大名叫“李青志”，当年，他家的风车上，谷箩上，簸箕撮斗上，扁担上，桌凳竹椅上，都用毛笔写上“李青志记用”，所以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上门女婿，全村人不管老少，都称他“小李仔”。我家在他家租了一间厨房，一条几十米的田埂路就通到“供销社”。在村的另一头，我家租了一间住房，住房紧挨建华家，现在却是杂草丛生，不留半堵墙一片瓦了。但那口井还在，这让我们很惊喜。
这口在山脚下的圆形小井，曾经是全村人的饮用水，到了冬季，水源不足，村里人会到马路对岸的河里取水，但那河水不够干净，母亲嫌河水不卫生，不让去挑。父亲就常常凌晨三四点起床，拿着电筒去水井等水。
现在，井水还是那样清澈，里面生长着许多水藻。而且似乎还在派上用场，一根水管伸到井底，估计是抽水用的。
水井下面，有我父亲开辟的一畦菜地，“供销社”主任曾带人来丈量，说是公职人员自留地不能超过标准。
父亲并不是种菜能手，种的菜大都以半死不活为主，唯有西红柿、藠头长得茂盛，母亲说那是“懒人”菜。西红柿果实累累，如鸡蛋般大小，由青转红转黄；藠头浓密如发的细叶，霸占了整个菜塝。现在已经不知成为谁家菜园了。
建华碰到熟人，去聊天了，我站在菜园边上，始终迈不开步子。
四十年前的记忆和现实重叠的时候，我感觉心灵在颤动，倒不是因为眼前的凋敝景象令人感伤，它的衰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时代的文明进步，不值得留恋难舍过去的贫穷，而是那段岁月，那段我的丰富少年生活令现在的我也为之动容，它的每一点每一滴在衰败的地方鲜活起来，我何舍得移步，从而不让它尽情泛滥在我的脑海里。
虽说父母当年都有固定工作，但我生长的环境，和农村的孩子没有两样，还是少年的我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完全是自愿，没有家长的迫使，更不用责骂惩罚。父母从来也不会管束我，也没有哲人般的训导，任由我如野草般疯长。
马路旁的乌桕籽可以卖好价钱，山上的金樱籽、黄桅籽，“供销社”也收购；河里的沙子、石头，养路队需要，拆房子的窑砖，削掉边上的泥浆，一天也可以赚几块钱……
我们去河里放夜钩，去生产队的菜田里“倒”红薯、稻田里拾禾穗；几水缸的谷粒被上门来的师傅酿成谷烧，盛在酒瓶里，摆满一橱柜，父亲能够喝一年。
我们的水果在山上在树上，缠附在樟树上的劈荔果，晒干里面的籽可以做凉粉；金樱子除去外表的刺，里面的籽嚼得又酸又甜；吃得一嘴一舌墨黑的“地茄子”、野“莓子”，同样是又酸又甜，此外还有长在深山的“牛卵坨”，又软又香。
过年有一只苹果放在床头，连梦都变得香甜。考试成绩好了，母亲的奖赏就是给几分钱去县城外婆家住两天，这样，我则可以去老街的老人商店买一颗咸橄榄，含上一个上午。
我五岁时，跟着小伙伴去山上挖“野葛薯”吃，吃得上吐下泻，差点要了小命……现在看来，那种贫穷艰难的生活，却被少年的我过得有滋有味。四十年后重访故地，是对它隆重的致敬，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如此，对于现在，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还有什么苛求呢！
路过“新安中学”，我和建华不约而同想去看看。学校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几部挖掘机、推土机把学校后面的山也劈去大半，据说是建粮库。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它还是一座庙，叫“刘树庵”，后来在边上建了一排平房做教室。我们顺着新开出来的路往前走，却是断头路，路两边砍伐的松枝已经干了变成红色，竟没有人拣拾当柴禾。
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断头路上面是有路的，一直连着许多座山，我们在周末假期都会顺着那条路去砍柴。砍枝叶类的柴，我们就拿一根竹杠，砍一根竹子剖成两片，绑枝叶柴用；砍片柴就会带好竹夹子、斧头或大镰。每座山的植被不会像现在茂密，每棵松树的枝丫都会被我们剔去大半！它们最后都在源源不断填进灶膛变成灰烬。
下午的阳光明亮温暖，对面的工程车正在卸土方，原来的稻田被土堆得和这边的山一样高。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建起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建筑。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唯有记忆，那些该记住的东西会越存越有醇香。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一
周六下午，我和建华约好去新安探访。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上小学、上初中，同租住在车站边一个叫“鹚鸪脑”的村里。
这么些年来，虽然我有很多次路过新安，看见已经废弃的我母亲曾经上班的“供销社”，以及垮塌的我们家土砖租屋，但没有一次真正走近过它。四十年了，没有凭吊的旧迹，而那段少年岁月，在踏上这片土地时，一下子生动丰富起来，令人万千感慨。
走进村庄，残破的房屋与还有人居住的房屋错杂在一起，我们找到我家原来的房东“小李仔”。“小李仔”已经八十多了，还是那种憨厚的样子，对着我们笑。
他是建华的亲家公（妹夫的父亲），却记不起我是谁，建华说起我父母的名字，他似是而非地点头，仍旧笑，露出几个残破锯齿般的牙齿。他的大名叫“李青志”，当年，他家的风车上，谷箩上，簸箕撮斗上，扁担上，桌凳竹椅上，都用毛笔写上“李青志记用”，所以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上门女婿，全村人不管老少，都称他“小李仔”。我家在他家租了一间厨房，一条几十米的田埂路就通到“供销社”。在村的另一头，我家租了一间住房，住房紧挨建华家，现在却是杂草丛生，不留半堵墙一片瓦了。但那口井还在，这让我们很惊喜。
这口在山脚下的圆形小井，曾经是全村人的饮用水，到了冬季，水源不足，村里人会到马路对岸的河里取水，但那河水不够干净，母亲嫌河水不卫生，不让去挑。父亲就常常凌晨三四点起床，拿着电筒去水井等水。
现在，井水还是那样清澈，里面生长着许多水藻。而且似乎还在派上用场，一根水管伸到井底，估计是抽水用的。
二
水井下面，有我父亲开辟的一畦菜地，“供销社”主任曾带人来丈量，说是公职人员自留地不能超过标准。
父亲并不是种菜能手，种的菜大都以半死不活为主，唯有西红柿、藠头长得茂盛，母亲说那是“懒人”菜。西红柿果实累累，如鸡蛋般大小，由青转红转黄；藠头浓密如发的细叶，霸占了整个菜塝。现在已经不知成为谁家菜园了。
建华碰到熟人，去聊天了，我站在菜园边上，始终迈不开步子。
四十年前的记忆和现实重叠的时候，我感觉心灵在颤动，倒不是因为眼前的凋敝景象令人感伤，它的衰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时代的文明进步，不值得留恋难舍过去的贫穷，而是那段岁月，那段我的丰富少年生活令现在的我也为之动容，它的每一点每一滴在衰败的地方鲜活起来，我何舍得移步，从而不让它尽情泛滥在我的脑海里。
虽说父母当年都有固定工作，但我生长的环境，和农村的孩子没有两样，还是少年的我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这完全是自愿，没有家长的迫使，更不用责骂惩罚。父母从来也不会管束我，也没有哲人般的训导，任由我如野草般疯长。
马路旁的乌桕籽可以卖好价钱，山上的金樱籽、黄桅籽，“供销社”也收购；河里的沙子、石头，养路队需要，拆房子的窑砖，削掉边上的泥浆，一天也可以赚几块钱……
我们去河里放夜钩，去生产队的菜田里“倒”红薯、稻田里拾禾穗；几水缸的谷粒被上门来的师傅酿成谷烧，盛在酒瓶里，摆满一橱柜，父亲能够喝一年。
三
我们的水果在山上在树上，缠附在樟树上的劈荔果，晒干里面的籽可以做凉粉；金樱子除去外表的刺，里面的籽嚼得又酸又甜；吃得一嘴一舌墨黑的“地茄子”、野“莓子”，同样是又酸又甜，此外还有长在深山的“牛卵坨”，又软又香。
过年有一只苹果放在床头，连梦都变得香甜。考试成绩好了，母亲的奖赏就是给几分钱去县城外婆家住两天，这样，我则可以去老街的老人商店买一颗咸橄榄，含上一个上午。
我五岁时，跟着小伙伴去山上挖“野葛薯”吃，吃得上吐下泻，差点要了小命……现在看来，那种贫穷艰难的生活，却被少年的我过得有滋有味。四十年后重访故地，是对它隆重的致敬，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如此，对于现在，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还有什么苛求呢！
四
路过“新安中学”，我和建华不约而同想去看看。学校已经被拆得一干二净，几部挖掘机、推土机把学校后面的山也劈去大半，据说是建粮库。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它还是一座庙，叫“刘树庵”，后来在边上建了一排平房做教室。我们顺着新开出来的路往前走，却是断头路，路两边砍伐的松枝已经干了变成红色，竟没有人拣拾当柴禾。
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断头路上面是有路的，一直连着许多座山，我们在周末假期都会顺着那条路去砍柴。砍枝叶类的柴，我们就拿一根竹杠，砍一根竹子剖成两片，绑枝叶柴用；砍片柴就会带好竹夹子、斧头或大镰。每座山的植被不会像现在茂密，每棵松树的枝丫都会被我们剔去大半！它们最后都在源源不断填进灶膛变成灰烬。
下午的阳光明亮温暖，对面的工程车正在卸土方，原来的稻田被土堆得和这边的山一样高。过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建起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建筑。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唯有记忆，那些该记住的东西会越存越有醇香。
摄影 小夫（路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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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江西广昌人，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现居广昌。教育系统工作，散文作品见《厦门日报》等报刊，赣州路开文化文友。